策問
生乎天地之間，具人之形體，均之為人也，品類差等，何其若是之相遼絕哉？今夫天下之俗，固不可以言古，然蒙被先王之澤，士之求堯舜孔子之道者日眾，而儒宮學館之間，有父兄之所教，有師友之所講磨，而考其所向，則有常人之所恥者……二三子各悉究其日履之所向，嚐試相與共評斯語，毋徒為場屋課試之文。試言人之所向相去若是遼絕者何故。己之氣質，己之趨向，當在何地？今日之用心，今日之致力者，其實何如？
齊欲稱東帝，鄒魯之臣妾肯死而不肯從之；秦欲稱西帝，魯仲連肯死而不肯從之。夫以齊秦之強，力足以帝天下，而卒沮於匹夫之一辭。“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孟子之言，於是信矣。
西漢不崇禮義，好言時宜。叔孫通陸賈之徒，號稱以儒見用，綜其實，殆未有以殊於奇謀秘計之士也。
高祖寬大長者之稱，見於起兵之日。惟恐沛公不為秦王，則長安之民所以愛戴之者，亦可謂深且素矣。繼之以文景之仁愛，武宣之政令，所以維持之者，亦後世所鮮儷，元成哀平雖浸以微弱，亦非有暴鷙淫虐之行。然區區新莽，舉漢鼎而移之，若振槁葉，天下懾然莫之敢爭。
東都之興，光武之度，不洪於高祖，明帝之察慧，有愧於文景多矣，章帝之仁柔，殆伯仲於元成之間，自是而降，無足譏矣。然綿祀埒於西漢，以曹操之強，其所自致者不後於高光，然終其身不敢去臣位。視天下有孔北海，如孺子之有嚴師，凜然於幾席之間而不敢肆也。推其所自，則尊社卓茂以為太傅，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殆未可以文具而厚非之也。
二三子盍備論夫“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之道，……有能究唐虞三代之政，論兩漢之得失，以及乎當世之務者，其悉書之毋隱。
有道之世，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皆朝廷之所樂聞而非所禁也。
夫子刪詩定書，係周易，作春秋，傳曾子則有孝經，子思所傳則有中庸，門人所記則有論語，凡此因夫子所以詔教後世，而後世所以學夫子者，亦未有舍此而能得其門者。
聖人備物製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是故網罟、耒耜、杵臼作，而民不艱於食；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而民不病於居；服牛乘馬，刳舟剡楫，而民得以濟險；弦弧剡矢，重門擊柝，而民得以禦暴。凡聖人之所為，無非以利天下也。二典載堯舜之事，而命羲和授民時，禹平水土，稷降播種，為當時首政急務。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有它過，而孟子何遽辟之峻，辨之力？……孟子曰：“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辟土地，充府庫，約與國，戰必克，此其為國之利固亦不細，而孟子顧以為民賊，何也？豈儒者之道，將坐視土地之荒蕪，府庫之空竭，鄰國之侵陵，而不為之計，而徒以仁義自解，如徐偃王宋襄公者為然耶？不然，則孟子之說亦不可以鹵莽觀，而世俗之蔽亦不可以不深究而明辨之也。世以儒者為無用，仁義為空言。不深究其實，則無用之譏，空言之誚，殆未可以苟逃也。願與諸君論之。
觀古人之書，泛然而不得其實，則如弗觀而已矣。
逢蒙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自非聖人，安能每事盡善？人誰無過？如以其行之有過，事之不善，而遂絕之，則是天下皆無可教之人矣。
《中庸》稱隱惡，而《尚書》載其受終巡狩之後，獨汲汲於明刑，自四罪而放之流之竄之殛之，無乃與隱惡之意異耶？孔子自言“為政以德”，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又曰“政者正也”。季康子問：“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宜不尚刑也。而其為魯司寇七日，必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而後足以風動乎人，此又何也？
夫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湯德足以及禽獸，而不行於葛伯，必舉兵征之。又東征西征不已，必十一征而天下服。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而不行於崇，必再駕而後降。至伐元共，伐密須，伐囗囗，伐昆夷，蓋未始不以兵，何耶？七國用兵爭強，攻城取地，而孟子乃遊其間，言“深耕易耨，修其孝悌忠信”之事，曰“仁義而已”，曰“仁者無敵”……其說儻可信乎？願究其說而悉言之。
夫子講道洙泗，《論語》所載，問仁者不一，又曰“子罕言仁”，如陳文子令尹子文之所為，皆世所難得，而不許以仁；如子貢子路冉有之徒，皆不許以仁。豈仁之為道大，而非常人之所能遽及耶？審如是，則所謂罕言者，是聖人之教人常秘其大者，而姑以其小者語之也。
且以子路子貢冉有皆聖門之高弟，其所以自立者皆足以師表百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列國之賢大夫，非獨當時所難得，人品如此，蓋亦古今天下之所難得也。然而皆不足以與於仁，則今日之學者，宜皆絕意於仁，不當複有所擬議矣。……故願與諸生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