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手給我
20世紀80年代，某年臘月廿三的晚上，人稱“小年夜”，我們一家人圍桌大啖囤積的蛋白質、脂肪和飲料。
有人敲門。
小年夜一般無訪客。開門，一位60多歲的寬臉大漢站立，像門框鑲的一幅畫。他笑而沉靜，胡茬重，如同在說“看你們能不能認出我，看你們在吃什麼”。
“喲!”我爸如夢方醒，“白長歲!”
我媽同時喊：“白長歲!”像搶答。
我把手裏的雞腿放下，想——從他的胡子、帶笑意的細長眼睛和摔跤手的身姿想起，他叫白長歲，我爸的戰友。
“快進屋，進屋……”我父母迎他進屋，大喜過望。白長歲矜持地搓搓鞋底，撣撣衣服，進屋坐下。
“哎呀，10年沒見麵了!”我爸說。
“10多年了。”我媽予以糾正。
白長歲可是在戰場上救過我爸一命的。在遼沈戰役攻打長春的時候，他們是騎兵。而“文革”中，他們有些戰友被打死或自殺了，因此，經曆過兩大劫難的戰友相遇，均有隔世之感。他們上次見麵是在70年代，“文革”剛結束。
我爸激動地述說，越說越快，我媽伴以淚水。白長歲專事吃肉喝酒，父母說完，白長歲也吃飽了，解開褲帶並咧開大嘴笑，露出堅固的牙齒。
“我這次來，”白長歲用下巴指我，“來看他。”
父母把目光轉向我，驚訝，我更驚訝。當時我廿五六歲，除剛結婚外，別無業績。白長歲從遙遠的地方來看我什麼?
白長歲從錢包裏掏出一張照片，是他和我的合影。照片上，我們倆長得特別相像。我那時10來歲，他40多歲，在沈陽。他說：“我老了，想念好多人。除了去世的，我打算見所有我想見的人，已去了雲南、青海，我女兒在北京，在你家停一下之後到北京過年。”
我爸大惑不解：“你繞這麼大的彎兒，就為看我兒子?”
“難道不行嗎?”白長歲反問。
“行，行!”我爸給他斟酒。
大家還是困惑。
白長歲對大家的疑惑“幸災樂禍”，展開第二輪吃喝。白長歲曾把師長的土黴素藥粉倒掉，在膠囊裏放進煙灰；給戰馬梳小辮、紮紅頭繩等，他是阿凡提式的人物。我父母迫切地等他開口，他卻若無其事地啃雞爪子，把炒黃豆一粒一粒丟入嘴裏嚼，最後捧起鋁盆喝白菜豆腐湯，說：“你們這些人腦袋不開竅。”
“對，對。”我爸終於等到他開口了。
“那時候，”白長歲說，“我們在沈陽的大西客棧一起住了半年，你治腰病，我也是，‘文革’時被打傷的。我和你兒子一起玩兒，我講故事，他背詩，我們倆還一起上動物園。後來我想，他長得和我這麼像是為什麼呢?時不時拿照片瞧瞧，琢磨這孩子現在長什麼樣啦?昨天早上一醒，我決定到你們這兒來看看，這就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