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散文本體性的思考

樓肇明

人類創造了文明和文化,人在文明和文化中生存,文明和文化同時製約著人。人是文化動物,去掉了人身上的文化,或者說人喪失了創造文明和文化的能力,人就不成其為人了。這是人唯一區別於動物的要著所在。

從人類文化哲學及其跨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學中的散文,也就是說從人的生存方式這個根本來界說散文,這樣,就不管文體理論家們迄今為止提出了多少個有關散文的定義,和多少種文體理論的闡述,也不管東西方文化背景和文學發展曆史麵貌的差異有多麼巨大和繁複,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可供界定的是:以語言文字為載體的語言藝術是一個互有交錯滲透、類別之間邊緣模糊的長長的序列。散文,則位於以詩為一極和實用文字為另一極的廣闊中間地帶,這兩極如同擁有不等的磁力,以不同方式不斷向廣闊的中間地帶進行滲透、幹預和汲取,從而繁衍出一個個新的文體品種。如詩和散文媾合誕生了散文詩,新聞和散文交媾誕生了報告文學等等,但不管詩和實用文學如何滲入和汲取,詩和實用文字這兩極之間的開闊地卻不會因此喪失一寸領土,而是更加鬱鬱蔥蔥,是一片鮮花開不敗的文學原野。如同有的文論家所指出的那樣,詩是一切文學藝術的魂靈和精神,散文是整個文學大廈的基座,是詩以外別的文學門類的母體;它還每每是一個民族,一個時代文學成就潮漲潮落的標尺,是作家們文字能力的試煉場,測試其思想、文化、審美涵養全部綜合實力的一枚指針。這一描述,可以說是觀察了共時性散文繁雜現象後的一個概括性描述,但它還不是對文體作曆時性的縱剖麵抽象。曆時性的抽象觀察之所以必要,是因為事物的質的規定性和功能,終究是曆史地形成的,是經過曆史漫長的積澱而後形成的。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散文在所有文學門類中與文化貼得最緊。我們完全可以說,散文在文化中,文化積澱在散文中。散文的質的規定性源於曆史對其文化功能的要求,它占據了遼闊的文體類別地域,文體的巨大包容性和類別邊緣的模糊不清產生了文體界限依違兩可的浮動性,而這又恰恰可以在曆史的循環論證中得到證實。那麼,什麼是東西方共同相通的散文文體的質的規定性呢?

縱觀東西方各民族文化史,一個民族的文化奠基期,或者說一個民族文化性格的發韌期和該民族散文史的第一個篇章基本上是全然重疊和膠合的。無論東西方哪一個民族,散文史的第一個篇章,都是由哲理散文和史傳散文構成的。在中國,為先秦的諸子散文和史傳散文,在西方則是影響整個西方民族思維方式,文化性格和審美性格的古希臘羅馬的哲學家和史學家的著述。這是西方無論哪一民族的文學史家們在追本窮源時都要溯流而上的第一源頭。也許有人會說,這一提法漏掉了史詩和宗教經典。說的不錯,但史詩也是史,宗教經典本身就是史前史和民族先哲行狀和思想的記錄,從文學的角度把它作為史傳散文和哲理散文也無可厚非,不是什麼大逆不道的褻瀆之舉。不過,源頭僅僅是源頭,而不是汩汩泱泱從遠古至今,永不停歇的流。源頭的重要性在於流是從源頭開始的,它無時無刻不在哺育著流,流是對源的回應,源則規定著流的性質。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個民族的哲理散文和史傳散文在鑄造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文化性格和審美性格中起著舉足輕重的決定性影響,在中國是這樣,在西方也是這樣。

當然,作為文學藝術之一的散文,特別是現代意義上的散文,與散文史作奠基的開篇有著割不斷的血緣聯係,但文隨代變,又有所區別。作為現代定義上的散文,發端於文藝複興和啟蒙運動思想家們的筆下,在英文中被稱為esye的自由、隨意、散漫的文體,是由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蒙田首創並趨於成熟的,在這位現代散文的鼻祖手裏,他高擎著人的解放的旗幟,esye主要是他抒發個人情懷的工具,是這位思想者的思想情懷的文學載體。當esye傳到了英國,起而效之的仍然是一位哲人——弗蘭西斯·培根。這位實證主義哲學家在承繼蒙田的張揚個性自由,張揚人的理性的同時,也加重了這一文體作為文明批評和人的精神建設的思想比重。由於思辯和強健邏輯的左右,esye的隨意散漫性在培根手裏漸趨減弱,文體上顯得更為縝密、凝煉,更為雍容、漂亮,簡潔直捷。按照本森在《隨筆的藝術》一文中的說法,“詩寫傳奇中的崇高,隨筆寫平凡中的崇高”,其中平凡中的崇高雲雲,乃是指把隨筆推向了藝術峰巔的蘭姆的作品而言的。蘭姆寫的是凡俗庸常生活中的人們的浪漫主義情懷,是日常起居乃至卑下生活裏未曾泯滅的崇高和聖潔,蘭姆親切隨意的絮語,有別於布道宣教和道德訓誡,並最終填平了思想載體和隨筆藝術之間的隔閡。從啟蒙主義者手裏開創的思想載體的隨筆到浪漫主義最傑出的隨筆作家蘭姆止,可以說是西方現代散文史上的第一個大篇章,或跨文化地域的第二個大段落,真正意義上的西方散文是在這一個段落裏蓬蓬勃勃地繁衍興盛起來的。

如果說我們將一個擁有傑出藝術成就的代表性作家作為一個文學發展階段的開始或結束的標誌是可行的話,那麼,西方現代散文的第二個篇章,應該從現代主義文學和現代主義詩歌的鼻祖法國詩人波特萊爾作為起點。如此劃分一方麵是基於文學變革歸根到底是審美觀念的變革,散文不可能遊離於文學大潮之外。波特萊爾的《巴黎的憂鬱》,對於散文文體的意義,不止於散文向詩靠近,或詩向散文滲透。詩的感性因素和散文的理性因素在文體內部的滲透融合中上升到了覆蓋層或居支配地位的層麵,藝術把握的側重點也轉移到了感性和感官的進一步開放上來,換言之,波特萊爾的散文詩將散文提高到了與詩並駕齊驅的審美變革的前衛地位上來。《巴黎的憂鬱》和《惡之花》一樣,由於對在審美趨向上真善美三位一體的古典審美傳統提出了懷疑,確切說是對藝術的美和道德的善的一致性提出了懷疑,並且卓有成效地擠出了一個缺口,切斷了美和善的必然聯係,從而使得真善美的審美組合方式不再是唯一的和神聖不可侵犯的。真惡醜和真惡美的組合同樣也是可行的。文學史家們每每以“波特萊爾以降……”的話頭作為現代主義文學審醜趨向的指代詞,是同時包括波氏的詩、散文詩、散文及其理論工作的創新在內的。

須指出的是,散文文體創新所顯現出來的曆史階段性劃分,與其它文類相比,對自身傳統的反叛或者說散文作家們的“審父意識”沒有在其它的文類中那麼強烈和激烈,新舊交替,不全然是新的打倒了舊的,它並不盡然是顛覆和置換,而多半是一種累積和疊加,創新和回溯,在累積和疊加,創新和回溯中呈階梯性地前進。因此,散文文體的持續性和穩定性要高過於其它文類。唯其如此,它一般不容易擠身到審美變革前驅的地位去,而它的變革多半發生在人類生存方式的巨變之時。如果說啟蒙主義運動時期是西方世界的一次“王綱解紐”,那麼,十九世紀末期即是一次“禮崩樂壞”。散文文體的革新與人的生存方式的聯結更為直接,與社會思潮依附得也更緊密。從波特萊爾至今,各國的優秀散文作家,在原先的思想者、學者(社會科學家和自然科學家)之外,又增加了一大批詩人加入散文作家的行列,他們同時兼具三重身份,或兩重身份,那種單打一的專業散文作家幾乎是絕無僅有的,即使有這樣的散文作家,與優秀二字也多半緣份不深。身為一位散文作家而一無詩才,二無學殖,那是不堪設想的。這一事實本身就足以說明散文屬於文化,屬於思想,從屬於人的審美智慧。優秀的散文作家,是自己民族和時代的文化精英層,這就從創造主體的角度昭示我們散文文體的文化本位性、思維性和它的審美先驅性。我以為,相對於散文內部各類體式上的界定,與其在細枝末節上進行繁瑣的徒勞無功的論辯,不如從總體上把散文的文體本位性,它的思維品格和作為審美先驅的職責加以強調,並把這三者界定為散文三性,是包括隨筆小品、記敘散文、抒情散文、遊記、回憶錄、紮記、日記等等被統攝在散文名下各體各式所應共同遵守,共同追求的文體的價值目標。

散文三性是對迄今為止世界各民族散文史的總體概括。事實上,一個民族的散文發展史差不多就是一部民族的思維方式史,一部民族的文化性格史和審美性格史。如前所說,這是由散文的高潮期或繁榮期的優秀散文作品所昭示的,是由曆史沉澱後的精華所昭示的。而且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文化性格和審美性格有其不可切割的內在聯係。思維方式對文化性格的形成和演變是起重要作用的,兩者之間是“體”與“用”的關係,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內斂於民族文化性格之中;在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性格之中,終可以找到民族思維方式蛛絲馬跡的顯形;而審美性格包括在文化性格之中,或文化性格能涵蓋審美性格。這一有關三者之間關係的推演,與散文的文體本位說是吻合的。現代西方散文的第一個篇章發端於法國,不久興盛於英倫三島,而且一開始就與實證主義哲學結合起來,從培根、蘭姆直至二十世紀的奧·赫胥黎、奧威爾、勞倫斯、肖伯納、福斯特、切斯特頓、普裏斯特裏、及至以散文獲諾貝爾獎的政治家丘吉爾和哲學家羅素的作品,我們應該承認,這些作家們的氣度雍容持重,優雅含蓄,結構縝密簡約,行筆幽默犀利,是盎格魯·薩克遜民族的精神風采的集中體現。由此可見,英國民族精英層的創造力是鞏固民族文化性格得以薪火承傳的主導方麵。法蘭西民族素以永不枯竭的審美創造活力著稱於世,西方現代散文的前兩個大篇章均濫觴於法國。若貿然倡言,第三個大的曆史新篇章已蓬蓬勃勃地在世界各地開花了,也許失之武斷,但新的端倪已經出現,且又是在法蘭西這塊富於審美首創精神的土地上破土而出,卻是不會有疑義的。西方思想界公認,羅蘭·巴特爾、富科和德利達是本世紀下半葉最後的三位思想大師,他們是哲學家和人類文化學家。羅蘭·巴特爾還同時是文學理論家和隨筆高手。《戀人絮語》、《艾菲爾鐵塔》、《脫衣舞的幻滅》,是一批執著於揭示文化深層結構奧秘的隨筆傑作,對文化結構的拆解,也許不無若幹遊戲成份,對文化奧秘的探尋,弄清結構來龍去脈的熱誠意見,也許還包含著一份當代人因普遍的失重狀態而來的幾分無奈。但一種新型的隨筆文體畢竟以經典的麵貌被創造出來了。如果說西方現代散文史的第一個篇章,蒙田在文體上主要表現為“情趣盎然的感想追懷的漫錄”,蘭姆在“看似即興塗鴉的背後卻深藏著一片雕心刻骨的苦心”,“思索經驗世界以暗示於注意深微的讀者”,他們運筆,“既非記述,又非說明,不是高頭講章莊嚴的議論”;如果說西方現代散文史的第二個篇章,散文的全方位向詩靠近標誌著散文審美先驅化地位的確立,把發端於第一篇章的個我主觀調子,個我人格底色推向了極致,林林總總的宇宙大塊的結構生成,僅僅是“象征的森林”,它們或明或暗,或多或少,有意和無意地被內在的小宇宙有所遮蔽,有所掩藏……。那麼,視羅蘭·巴特爾的隨筆為西方現代散文史的最新發展的標誌,即基於他對前兩個大篇章的整合和革新,他一方麵以弱化個我的主觀色彩為代價,凸現了關注的對象——人類史和文化史的功能結構,發現結構,表現結構,拆解結構是他隨筆散文的第一要務。他以瀟灑的心態,目送飛鴻,手揮五弦,雖以拆解和表現結構為主旨,卻在發現、表現和拆解中塑造了一個智者的形象。讀羅蘭·巴特爾的隨筆作品,讀者如同被置身於一座由無數智慧的多棱鏡組成的森林之中,八麵徐徐來風,四方春雨瀟瀟,滌塵去垢,明慧益智,所謂益智的含義還不單是指具體收獲了什麼,而在於探尋和質詢存在的方法存在著多種可能性,羅蘭·巴特爾產生靈智覺醒舉一反三的連鎖效應的秘密也正在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