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這種工作可算得最自由了；凡是“心之所之”的話都盡可以說得。不過話說出去以後，是要人聽的。話要是說得有理，說得好，那就必得求其理與好傳到可能的最多數之中去。這裏有一層困難，便是，說話的人太多了，讀者們將要何舍何從呢?倘若能設立“文藝作者聯合會”，會中有大家信仰的批評者組織起來一個新書審薦委員會，在機關月刊上評薦本月份各文學類別中的佳著，給讀者以指導，那真要算是最圓滿的解決方法了。
文學是一種職業，而同時精神最渙散的又算文人。出版業有了結合，文人卻沒有。作者中的夭亡，不須有的磨難，以及改行，投機等等，固然一部分要怪讀者接受的時間過程較長，一大半還要歸咎於作者全體之無團結力。文人並不一定要參加政治或社會的運動，才能說是“走到十字街頭”；組織一個保護權利，增進公益的團體，使它能遵循了正軌來進行，發展，並且把我國社會中最可恨而最常見的一種現象，傾軋，設法去避免：這正是一班作者的惟一的來表現社會力的途徑。
保障作者的權利方麵有對外的與對內的兩種工作。對外上最扼要的一點是稿酬。無論是售權或抽率，都應當按酌一班書籍的銷路以及未來之可能性，訂出一種最低的格例，用聯合會的力量，監察著出版業去踐行。還有稿權的專利，應當明定年限；按照國際的通例，以作者卒後的第三十七年度為專利權的消盡期，並且規定作者的承繼人有承繼此種專利權的權利。這各項擬有具體的計劃書之時，應當向當事的立法機關，行政機關交涉，進行，憑了自身的正義以及輿論的協助，求其定為律法，各方麵遵行。
翻譯西書時，如原著的專利權對於工作發生阻礙，可由聯合會代替譯者辦理一切掃除障礙的手續。聯合會到了勢力雄厚之時，並可設立譯事計劃委員會，擬成係統的介紹翻譯他國之文藝名著的計劃，征選此種工作的健者分別擔任。日本的翻譯事業比我們發達得多，大家不肯作黃種中的牛後，這便是努力的時機了!
介紹我國的新舊文藝到外國去，也應該立為此會的目標之一，到了此會的實力充足了之時，便該立刻籌計出妥善的辦法來進行。
保障權利方麵對內的工作是侵襲的預防與懲罰，轉載與采用的條例之規定。
促進公益方麵，最重要的事件是失業者的救濟，無名作家的援助，詩歌創作的提倡。文藝作者的性格是最怪僻，執拗的，一句話不投機，或是堅持一種異於流俗的主張，便可以自絕於生路。我所知道的，劉夢葦已經因此犧牲了充滿希望的一生，這樣的悲劇我們決不可坐看以後再行複演。聯合會成立了，對於這類的失業者便可以推薦作品，或是給與實際的幫助。
小孩子走路，頭一年最苦。初入境的作者，心中那種疑懼，不自信，簡直就是地獄裏的刀山。初期的作品難逃是幼稚的，不滿己意的；加上文稿封寄後那長期的慢得像魯陽揮了戈的守候——比起這種情景來，那求愛的第一書實在算不得什麼。但是，感傷無益，我們要想一個補救的實際辦法!
詩歌之重要，不須多說。何以在世界詩壇上占有極高位置的中國詩歌，到如今連書都不見出版了呢?是寫詩的後人不爭氣?是中國已經變成了那全市沒有公共圖書館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