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域文學便是以異域作題材來寫成的文學。它有三種：傳說的異域文學，諷喻的異域文學，寫實的異域文學。
我國古代的《山海經》，近代的《鏡花緣》，裏麵那各種關於異域人的神怪、荒誕的傳說，完全是在“行路難”的時代初民運用了他們的豐富的想象以及恐懼的動機所創作而出的。又如《大招》、《招魂》內各種關於異域的傳說的敘述，它們完全把初民的安土樂居，不欲遠行的心理和盤托出了。希臘人也是一樣的安土樂鄉，也是一樣的想象豐富；隻看《奧德賽》這篇史詩之內，那各種傳說的異域“地理誌”，“人物誌”，它們也是多麼詭異不經!希臘所以不能創立一個大帝國，而羅馬能夠，這種心理的有無以及想象的強弱便可以拿來作解釋。玄奘去印度取經，也使得後代多了一部這種傳說的異域小說《西遊記》。在科侖布的時代，一般歐洲人還是相信著地是平的，陸地的四周是海洋，海洋的邊沿，好像瀑布一樣，那波浪是奔注入無底的窈深，換句話說，無底的地獄；科侖布向西天航行了那麼久，船員們幾乎舟哄起來了，固然也有他們的實際的理由，不過最重要的一層便是，他們都在恐怕已經航駛到了海洋的邊沿，就要跌下無底的地獄之中，去受那永恒的石灰火與漆火的苦；不是西印度群島的水鳥及時的顯現，科侖布是免不了要喪命於將興的舟哄之內，那時候，“新大陸”的發現又不知要遲到那個時代，也不知要落在何人之手了。
《鏡花緣》在另一方麵又是一部諷喻的異域小說，隻看書裏的女兒國那一段，它與史維夫特(Swift)的《格裏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雖是在文筆上有滑稽的與嘲諷的之別，卻都是諷喻的異域文學。法國在十八世紀之內，一般的文學潮流傾向於世界的。那時候，中國的文化，文學為大家所盛稱，樂道，中國的亭園既是盛行於當代，促成了“羅殼可”(rococo)式的建築術，中國的文學也供給了服爾泰(Voltaire)以題材，作成了《中國孤兒》(L.Orphelin de la Chine)；中國的文化更是常時的被他們來引證，以與本國，歐洲的文化相比較——動機於“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孟德斯鳩(Montesquieu)也著有《波斯信牘》(Lettres Persanes)一書，假借了一個僑寓於本國的波斯人的口吻，來指摘本國的弱點。稍後於孟氏，英國又有高爾斯密(Goldsmith)，仿效著孟氏的《波斯信牘》一書，著作了《約翰·支那人在倫敦)(John Chinaman in London)一書。
寫實的異域文學，在開端的時候，不免是誇大的。即如藍姆(Charles Lamb)在他的那篇《烤豬論》(Dissertation on Roast Pig)“愛瑣”文之內，說中國的房屋是用薄板修蓋起來的，雖說滑稽家的話是要打折扣，不過藍姆也總是，不知由那裏，聽說到，中國的建築是用木材，並不像歐洲那樣，是習於用石頭，所以才這麼穿鑿附會出來的。歌德便有一首短詩，就中拿希臘的石料建築來與中國的木料建築相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