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茲華斯(Wordsworth)的一首十四行裏有這麼一句話：
We speak the tongue that Shakespeare spoke
我們用著莎士比亞所用過的文字
卡萊爾(Carlyle)，在他的《英雄與英雄崇拜)(Hero and HeroWorship)一部書的《莎士比亞》一章之內，也說過同樣的話。一個偉大的文學家，他可以作得他這國家、民族的喉舌——好像“言為心聲”那樣。
近代的這種例子，如同托爾斯泰、杜思退益夫斯基、屠格涅甫、柴霍甫那個“四人合唱隊”，代表了過渡時代的俄國文化；顯克微支代表了波蘭；易卜生與般生代表了挪威。詩歌上的這種例子，如同荷馬的兩部史詩是希臘文化的大觀；但丁的《神曲》是中古文化的大觀；哥德的《浮士德》是近代文化的大觀；亞洲的這種例子，如同《天方夜譚》是亞剌伯民族的喉舌；峨默(Omar Khayyam)是波斯民族的喉舌；《聖經》是猶太民族的喉舌；太戈爾是印度民族的喉舌；“諾”劇(No plays)是日本民族的喉舌……這些例子都是由歐洲的立場舉的；峨默，在本國，並算不得“國家詩人”，那個榮譽，在本國，是屬於哈菲斯(Hafiz)的。
歐美的人，談到中國文學，總是拿李白來代表；這是與中國自己通常的傳統思想相異的。韓愈，文起八代之衰的人，確是有眼光，他有過兩句詩，
蚍蜉撼大樹，
可笑不自量!
這兩句詩算是拿曆來的李、杜優劣論給一筆抹煞了。唐代文化，中國的第二期燦爛的文化，是固有的文化與印度文化會合以後而產生的；拿李、杜來代表，無可異議。
《離騷》的想象複活於李白的詩中；《離騷》的情感複活於杜甫的詩中。李白的哲學是老、莊的哲學與出世的“佛學”之融合體；杜甫的哲學是“儒家”的哲學與悲天憫人的“佛學”的融合體。
唐代的詩，由陳子昂起，是針對了“六朝”而發的一種反動；然而，在技巧上，李、杜並不曾舍了“六朝”而不顧。
頗學陰何苦用心
這是杜甫自認其在技巧上受惠於“六朝”的話；
李侯有佳句，
往往似陰鏗。
這是杜甫稱讚李白能以缽傳“六朝”的精細的技巧的話。李白的長短句基源的鮑照，這是杜甫的
俊逸鮑參軍
一句詩已經說破了的；李白的五絕基源於謝月兆，這是我們就了他的詩中常有讚美謝詩的話這一層上可以歸納出來的。
李、杜的技巧，來源是如此；這麼看來，現在的一般新文學的作者，他們所抱的那種“線裝書扔進茅廁裏去”的態度，是昧於曆史觀的……同時，當然，新文學也是並不曾歐化到充分的程度。
孔子說的，“溫故而知新”，雖是一句極為陳舊，腐濫的話，它仍然不失為真理。舊文化沒有一個正確的清算，新文化的前程又怎麼去發展呢?西方的文化可以比為春天的太陽，至於樹幹與漿汁，它們還是舊有的，或是由舊文化的土地中升上的。當然，張騫在漢代也曾由“西域”移植過葡萄；各種有“胡”字起頭的果樹，它們也是移植自番邦的。不過，中國的土地上，隻是種葡萄，就算了麼?隻是苜蓿湯，中國人便能以滿足食欲了麼?美國由中國移植去了各種的植物；他們便拿本國所固有的植物去給毀滅了麼，他們的蜜柑，蘋果，一直銷行到了中國的，正是他們所固有的水果。人工的培植，使得“花旗蜜柑”，“花旗蘋果”，由“西部拓殖者”Pioneers of the West當時所吃的那種，進化成了我們現在所吃的這種……此中確是有一個《伊索寓言》式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