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夏三蟲
魯迅
夏天近了，將有三蟲：蚤，蚊，蠅。
假如有誰提出一個問題，問我三者之中，最愛什麼，而且非愛一個不可，又不準像“青年必讀書”那樣的繳白卷的。我便隻得回答道：跳蚤。
跳蚤的來吮血，雖然可惡，而一聲不響地就是一口，何等直截爽快。蚊子便不然了，一針叮進皮膚，自然還可以算得有點徹底的，但當未叮之前，要哼哼地發一篇大議論，卻使人覺得討厭。如果所哼的是在說明人血應該給它充饑的理由，那可更其討厭了，幸而我不懂。
野雀野鹿，一落在人手中，總時時刻刻想要逃走。其實，在山林間，上有鷹隼，下有虎狼，何嚐比在人手裏安全。為什麼當初不逃到人類中來，現在卻要逃到鷹隼虎狼間去？或者，鷹隼虎狼之於它們，正如跳蚤之於我們罷。肚子餓了，抓著就是一口，決不談道理，弄玄虛。被吃者也無須在被吃之前，先承認自己之理應被吃，心悅誠服，誓死不二。人類，可是也頗擅長於哼哼的了，害中取小，它們的避之惟恐不速，正是絕頂聰明。
蒼蠅嗡嗡地鬧了大半天，停下來也不過舐一點油汗，倘有傷痕或瘡癤，自然更占一些便宜；無論怎麼好的，美的，幹淨的東西，又總喜歡一律拉上一點蠅矢。但因為隻舐一點油汗，隻添一點醃月讚，在麻木的人們還沒有切膚之痛，所以也就將它放過了。中國人還不很知道它能夠傳播病菌，捕蠅運動大概不見得興盛。它們的運命是長久的；還要更繁殖。
但它在好的，美的，幹淨的東西上拉了蠅矢之後，似乎還不至於欣欣然反過來嘲笑這東西的不潔：總要算還有一點道德的。
古今君子，每以禽獸斥人，殊不知便是昆蟲，值得師法的地方也多著哪。
四月四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四月七日《京報》附刊《民眾文藝周刊》第十六號)
談蝙蝠
魯迅
人們對於夜裏出來的動物，總不免有些討厭他，大約因為他偏不睡覺，和自己的習慣不同，而且在昏夜的沉睡或“微行”中，怕他會窺見什麼秘密罷。
蝙蝠雖然也是夜飛的動物，但在中國的名譽卻還算好的。這也並非因為他吞食蚊虻，於人們有益，大半倒在他的名目，和“福”字同音。以這麼一副尊容而能寫入畫圖，實在就靠著名字起得好。還有，是中國人本來願意自己能飛的，也設想過別的東西都能飛。道士要羽化，皇帝想飛升，有情的願作比翼鳥兒，受苦的恨不得插翅飛去。想到老虎添翼，便毛骨聳然，然而青蚨飛來，則眉眼莞爾。至於墨子的飛鳶終於失傳，飛機非募款到外國去購買不可，則是因為太重了精神文明的緣故，勢所必至，理有固然，毫不足怪的。但雖然不能夠做，卻能夠想，所以見了老鼠似的東西生著翅子，倒也並不詫異，有名的文人還要收為詩料，謅出什麼“黃昏到寺蝙蝠飛”那樣的佳句來。
西洋人可就沒有這麼高情雅量，他們不喜歡蝙蝠。推源禍始，我想，恐怕是應該歸罪於伊索的。他的寓言裏，說過鳥獸各開大會，蝙蝠到獸類裏去，因為他有翅子，獸類不收，到鳥類裏去，又因為他是四足，鳥類不納，弄得他毫無立場，於是大家就討厭這作為騎牆的象征的蝙蝠了。
中國近來拾一點洋古典，有時也奚落起蝙蝠來。但這種寓言，出於伊索，是可喜的，因為他的時代，動物學還幼稚得很。現在可不同了，鯨魚屬於什麼類，蝙蝠屬於什麼類，就是小學生也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倘若還拾一些希臘古典，來作正經話講，那就隻足表示他的知識，還和伊索時候，各開大會的兩類紳士淑女們相同。
大學教授梁實秋先生以為橡皮鞋是草鞋和皮鞋之間的東西，那知識也相仿，假使他生在希臘，位置是說不定會在伊索之下的，現在真可惜得很，生得太晚一點了。
六月十六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申報·自由談》)
狗·貓·鼠
魯迅
從去年起，仿佛聽得有人說我是仇貓的。那根據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兔和貓》；這是自畫招供，當然無話可說，——但倒也毫不介意。一到今年，我可很有點擔心了。我是常不免於弄弄筆墨的，寫了下來，印了出去，對於有些人似乎總是搔著癢處的時候少，碰著痛處的時候多。萬一不謹，甚而至於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或者更甚而至於得罪了“負有指導青年責任的前輩”之流，可就危險已極。為什麼呢？因為這些大腳色是“不好惹”的。怎地“不好惹”呢？就是怕要渾身發熱之後，做一封信登在報紙上，廣告道：“看哪！狗不是仇貓的麼？魯迅先生卻自己承認是仇貓的，而他還說要打‘落水狗’！”這“邏輯”的奧義，即在用我的話，來證明我倒是狗，於是而凡有言說，全都根本推翻，即使我說二二得四，三三見九，也沒有一字不錯。這些既然都錯，則紳士口頭的二二得七，三三見千等等，自然就不錯了。
我於是就間或留心著查考它們成仇的“動機”。這也並非敢妄學現下的學者以動機來褒貶作品的那些時髦，不過想給自己預先洗刷洗刷。據我想，這在動物心理學家，是用不著費什麼力氣的，可惜我沒有這學問。後來，在覃哈特博士(ＤｒＯＤｈｎｈａｒｄｔ)的《自然史底國民童話》裏，總算發見了那原因了。據說，是這麼一回事：動物們因為要商議要事，開了一個會議，鳥，魚，獸都齊集了，單是缺了象。大會議定，派夥計去迎接它，拈到了當這差使的鬮的就是狗。“我怎麼找到那象呢？我沒有見過它，也和它不認識。”它問。“那容易，”大眾說，“它是駝背的。”狗去了，遇見一匹貓，立刻弓起脊梁來，它便招待，同行，將弓著脊梁的貓介紹給大家道：“象在這裏！”但是大家都嗤笑它了。從此以後，狗和貓便成了仇家。
日耳曼人走出森林雖然還不很久，學術文藝卻已經很可觀，便是書籍的裝潢，玩具的工致，也無不令人心愛。獨有這一篇童話卻實在不漂亮；結怨也結得沒有意思。貓的弓起脊梁，並不是希圖冒充，故意擺架子的，其咎卻在狗的自己沒眼力。然而原因也總可以算作一個原因。我的仇貓，是和這大大兩樣的。
其實人禽之辨，本不必這樣嚴。在動物界，雖然並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樣舒適自由，可是嚕蘇做作的事總比人間少。它們適性任情，對就對，錯就錯，不說一句分辯話。蟲蛆也許是不幹淨的，但它們並沒有自鳴清高；鷙禽猛獸以較弱的動物為餌，不妨說是凶殘的罷，但它們從來就沒有豎過“公理”“正義”的旗子，使犧牲者直到被吃的時候為止，還是一味佩服讚歎它們。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進步；能說話了，自然又是一大進步；能寫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進步。然而也就墮落，因為那時也開始了說空話。說空話尚無不可，甚至於連自己也不知道說著違心之論，則對於隻能嗥叫的動物，實在免不得“顏厚有忸怩”。假使真有一位一視同仁的造物主，高高在上，那麼，對於人類的這些小聰明，也許倒以為多事，正如我們在萬生園裏，看見猴子翻筋鬥，母象請安，雖然往往破顏一笑，但同時也覺得不舒服，甚至於感到悲哀，以為這些多餘的聰明，倒不如沒有的好罷。然而，既經為人，便也隻好“黨同伐異”，學著人們的說話，隨俗來談一談，——辯一辯了。
現在說起我仇貓的原因來，自己覺得是理由充足，而且光明正大的。一，它的性情就和別的猛獸不同，凡捕食雀鼠，總不肯一口咬死，定要盡情玩弄，放走，又捉住，捉住，又放走，直待自己玩厭了，這才吃下去，頗與人們的幸災樂禍，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壞脾氣相同。二，它不是和獅虎同族的麼？可是有這麼一副媚態！但這也許是限於天分之故罷，假使它的身材比現在大十倍，那就真不知道它所取的是怎麼一種態度。然而，這些口實，仿佛又是現在提起筆來的時候添出來的，雖然也像是當時湧上心來的理由。要說得可靠一點，或者倒不如說不過因為它們配合時候的嗥叫，手續竟有這麼繁重，鬧得別人心煩，尤其是夜間要看書，睡覺的時候。當這些時候，我便要用長竹竿去攻擊它們。狗們在大道上配合時，常有閑漢拿了木棍痛打；我曾見大勃呂該爾(ＰＢｒｕｅｇｅｌｄ¨Ａ)的一張銅版畫ＡｌｌｅｇｏｒｉｅｄｅｒＷｏｌｌｕｓｔ上，也畫著這回事，可見這樣的舉動，是中外古今一致的。自從那執拗的奧國學者弗羅特(ＳＦｒｅｕｄ)提倡了精神分析說——Ｐｓｙｃｈ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聽說章士釗先生是譯作“心解”的，雖然簡古，可是實在難解得很——以來，我們的名人名教授也頗有隱隱約約，檢來應用的了，這些事便不免又要歸宿到性欲上去。打狗的事我不管，至於我的打貓，卻隻因為它們嚷嚷，此外並無惡意，我自信我的嫉妒心還沒有這麼博大，當現下“動輒獲咎”之秋，這是不可不預先聲明的。例如人們當配合之前，也很有些手續，新的是寫情書，少則一束，多則一捆；舊的是什麼“問名”“納采”，磕頭作揖，去年海昌蔣氏在北京舉行婚禮，拜來拜去，就十足拜了三天，還印有一本紅麵子的《婚禮節文》，《序論》裏大發議論道：“平心論之，既名為禮，當必繁重。專圖簡易，何用禮為？……然則世之有誌於禮者，可以興矣！不可退居於禮所不下之庶人矣！”然而我毫不生氣，這是因為無須我到場；因此也可見我的仇貓，理由實在簡簡單單，隻為了它們在我的耳朵邊盡嚷的緣故。人們的各種禮式，局外人可以不見不聞，我就滿不管，但如果當我正要看書或睡覺的時候，有人來勒令朗誦情書，奉陪作揖，那是為自衛起見，還要用長竹竿來抵禦的。還有，平素不大交往的人，忽而寄給我一個紅帖子，上麵印著“為舍妹出閣”，“小兒完姻”，“敬請觀禮”或“闔第光臨”這些含有“陰險的暗示”的句子，使我不花錢便總覺得有些過意不去的，我也不十分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