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生存
瞿秋白
僅隻一“生存”對於他（臘斯誇裏尼誇夫）總覺不足，他時時要想再多得一些。
——《罪與罰》篤思托葉夫斯基
電燈光射滿室，輕輕的靜靜的回舞他的光線，似乎向我欣然表示樂意。基督救主廟的鍾聲，在玻璃窗時時震動回響，仿佛有時暗語，我神經受他的暗示。我一人坐著，呆呆的癡想。眼前亂投書籍報章的散影，及小鏡的回光。我覺得，心神散亂，很久不能注意一物。隻偶然有報上巨大的字母，烏黑的油印能勉強入我眼簾。
我想要做點事情，自己振作振作，隨手翻開一本鈔本，上有俄文字注著英法中文，還有我一年半以前所鈔寫的。隨意望著鈔本看去。當然，我看這鈔本並不是因為我又想研究這些俄文字，不過想有點事情做，省得呆坐癡想，心緒惡劣。然而……然而你瞧，我又出神。我竟不能正正經經用功，怎麼回事？……
我看見鈔本上有：——ｍｅｎｔｉｒ，ｌｉｅ，訛言等字，不禁微微的一笑——想必當時也沒有知道“為什麼而笑”。
——什麼，你笑麼？——忽然聽得有人在背後叫我。我嚇得四周圍看了一看：在屋子裏麵一個人亦沒有。隻有一隻老白貓坐在地板上，冷冷的嘲笑的神態，眼不轉睛的望著我。
“難道這是他說的，”我心上不由得想著，又用用心看好了那白貓，聽他再說不說。“奇怪！真奇怪！怎麼貓亦說起人話來呢！”唔！又聽著：
——你心上喜歡，高興，你以為，你勉強的懂得幾國文字了，（哼，我們看來，當然，還不過是大同小異的“人”的聲音罷了；或者是白白的一塊軟東西上，塗著橫七豎八的黑紋。）怎麼樣？是不是？哼，幾國文字！……你可知道，每一國的文字都有“訛言”一字！可是我們“非人”的字典上卻沒有這一個字。本來也沒有字，更沒有字典。哼……
說到此時，床下似乎有一點響動，我的神秘的貓突然停止了，豎起雙耳，四圍看了一周，我當時也就重新看起書來，想不再理他。本來太奇怪了，我實在再也聽不來這樣的獸語，然而他，似乎很不滿意我的這種態度，突然又提高著喉嚨演說起來：
——哈哈！你以為你“活著”麼？懂得生活的意義麼？——他狂怒似的向著我，又接下道，——不要夢想了，再也沒有這一回事！你並沒有“活著”，你不過“生存著”罷了；你和一切生存物相同，各有各的主觀中之環境，而實際上並不懂得他。你現在有很好的巢穴，裏麵有人工造的明月，還有似乎是一塊軟板，上畫著花花綠綠的黑油（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坐著呢，很不自然的抬起兩隻前腿，不坐在地上，而坐在似乎是“半邊籠子”裏；天賦的清白身體藏在別人的皮毛裏；最奇怪的，就是燃著了不知是什麼一種草，盡在那裏燒自己的喉嚨。這就是你的環境。我知道，我很知道，你以為這樣非常之便利，非常之好。非常之好！又怎麼樣？不錯，“這些”便利之處，原是你“人”自己造出來的；可是，一人為著“這些”而不惜毀壞別人的“這些”；你們，“人”，互相殘殺，也是為著“這些”。不但如此，即使你“人”看著這種行為，以為很有趣，也像我和鼠子一樣——殘殺本不是罪惡；而“訛言”呢，奸計呢，難道是神聖的？“人”原來是這樣一個東西！為了什麼？……生存在這種環境之中，“有種種便利之處”可以享用，而還是要想再多得一些，再多得一些，再多得一些！你無論如何不懂得：一麵和聚許多人造的“便利之處”，一麵就失去“天然的本能”，“與天然奮鬥的本能”，而同時你的欲望倒是一天一天的在那裏增高擴大呢。於是為滿足這種欲望起見，又不能與天然直接奮鬥，你於是想法騙人；訛言，奸計。不要臉的混賬的“人”！自然呢，這樣方法的生活，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誰要是不會這樣生活，那人就倒黴。你看，現在你不是心緒不好，呆呆的癡想，憂愁，煩悶麼？這才是你所要的“再多得一些”呢，哈哈哈。我，貓呢，卻無時沒有現成的衣服，現在的燈燭：日與月。我用不著什麼“再多得一些”……
——可恥，可恥，“人”，你的“人”！混帳，混帳！沒有才能的，不知恩的，最下賤的自欺者——“人”！——貓說到此，聲音更響，竟哈哈大笑起來。
我再也忍耐不住了，站起來要去打他，然而一閃眼，他已經不見了。一看呀，他已經逃得很遠很遠。“我是個‘人’，當然不能追得上他那又小又輕便的無汽機的汽車，無電機的電車。算了罷，算倒黴！”歎一口氣，醒來，滿身是汗，——原來是一夢。
多餘的話
瞿秋白
“知我者
謂我心憂；
不知我者
謂我何求。”
何必說？(代序)
話既然是多餘的，又何必說呢？已經是走到了生命的盡期，餘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來算，甚(至)不能按星期來算了。就是有話，也可說可不說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曆史的糾葛”——直到現在外間好些人還以為我是怎樣怎樣的。我不怕人家責備，歸罪，我倒怕人家“欽佩”。但願以後的青年不要學我的樣子，不要以為我以前寫的東西是代表什麼什麼主義的；所以我願意趁這餘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最坦白的話。
而且，因為“曆史的誤會”，我十五年來勉強做著政治工作——正因為勉強，所以也永久做不好，手裏做著這個，心裏想著那個。在當時是形格勢禁，沒有餘暇和可能說一說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時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現在我已經完全被解除了武裝，被拉出了隊伍，隻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己的衝動和需要：說一說內心的話，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布爾塞維克所討厭的小布爾喬亞智識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氣，不能夠不發作了。
雖然我明知道這裏所寫的，未必能夠到得讀者手裏，也未必有出版的價值，但是，我還是寫一寫罷。人往往喜歡談天，有時候不管聽的人是誰，能夠亂談幾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況我是在絕滅的前夜，這是我最後“談天”的機會呢？
瞿秋白
１９３５，５，１７於汀州獄中。
“曆史的誤會”
我在母親自殺家庭離散之後，孑然一身跑到北京，本想能夠考進北大，研究中國文學，將來做個教員度這一世，甚麼“治國平天下”的大誌都是沒有的，壞在“讀書種子”愛書本子，愛文藝，不能“安分安己的”專心於升官發財。到了北京之後，住在堂兄純白家裏，北大的學膳費也希望他能夠幫助我——他卻沒有這種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試，又沒有考上，結果，是挑選一個既不要學費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專修館去進。這樣，我就開始學俄文了(１９１７夏)，當時並不知道我國已經革命，也不知道俄國文學的偉大意義，不過當作將來謀一碗飯吃的本事罷了。
１９１８年開始看了許多新雜誌，思想上似乎有相當的進展，新的人生觀正在形成。可是，根據我的性格，所形成的與其說是革命思想，無寧說是厭世主義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同鄭振鐸、瞿世英、耿濟之幾個朋友組織《新社會》雜誌的時候，我是一個近於托爾斯泰派的無政府主義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個“政治動物”。五四運動期間，隻有極短期的政治活動，不久，因為已經能夠查著字典看俄國文學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藝方麵了，對於政治上的各種主義，都不過略略“涉獵”求得一些現代常識，並沒有興趣去詳細研究。然而可以說，這時就開始“曆史的誤會”了：事情是這樣的——五四運動一開始，我就當了俄文專修館的總代表之一，當時的一些同學裏，誰也不願意幹，結果，我得做這一學校的“政治領袖”，我得組織同學群眾去參加當時的政治運動。不久，李大釗、張崧年他們發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或是“俄羅斯研究會”罷？)，我也因為讀了俄文的倍倍爾的《婦女與社會》的某幾段，對於社會——尤其是社會主義的最終理想發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興趣，所以也加入了。這時候大概是１９１９年底１９２０年初，學生運動正在轉變和分化，學生會的工作也沒有以前那麼熱烈了。我就多讀了一些書。
最後，有了機會到俄國去了——北京《晨報》要派通信記者到莫斯科去，來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國家”尤其是借此機會把俄國文學好好研究一下，的確是一件最愜意的事，於是就動身去(１９２０年８月)。
最初，的確吃了幾個月黑麵包，餓了好些時候，後來俄國國內戰爭停止，新經濟政策實行，生活也就寬裕了些。我在這幾個月內，請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國史、俄國文學史。同時，為著應付《晨報》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國共產黨的報紙、文件，調查一些革命事跡，我當時對於共產主義隻有同情和相當的了解，並沒有想到要加入共產黨，更沒有心思要自己來做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因為那時候，我誤會著加入了黨就不能專修文學——學文學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觀念，在當時已經通行了。
可是，在當時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個俄文翻譯都找不到。因此，東方大學開辦中國班的時候(１９２１年秋)，我就當了東大的翻譯和助教；因為職務的關係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書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藝反而看得少了，不久(１９２２年底)，陳獨秀代表中國共產黨到莫斯科(那時我已經是共產黨員，還是張太雷介紹我進黨的)，我就當他的翻譯。獨秀回國的時候，他要我回來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於右任、鄧中夏等創辦“上海大學”的時候，我正在上海，這是１９２３年夏天，他們請我當上大的教務長兼社會學係主任。那時，我在黨內隻兼著一點宣傳工作，編輯《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還有餘暇研究一些文藝問題，到了國民黨改組，我來往上海廣州之間，當翻譯，參加一些國民黨工作(例如上海的國民黨中央執行部的委員等)，而１９２５年１月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又選舉了我的中央委員，這時候就簡直完全隻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時發作，更沒有可能從事於我所愛好的文藝。雖然我當時對政治問題還有相當的興趣，可是有時也會懷念著文藝而“悵然若失”的。
武漢時代的前夜(１９２７年初)，我正從重病之中脫險，將近病好的時候，陳獨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張，逐漸暴露機會主義的實質，一般黨員對他們失掉信仰。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上(１９２７年四五(月)間)，獨秀雖然仍舊被選，但是對於黨的領導已經不大行了。武漢的國共分裂之後，獨秀就退出中央，那時候沒有別人主持，就輪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實，我雖然在１９２６年年底及１９２７年年初就發表了一些議論反對彭述之，隨後不得不反對陳獨秀，可是，我根本上不願意自己來代替他們——至少是獨秀。我確是一種調和派的見解，當時想望著獨秀能夠糾正他的錯誤觀念不聽述之的理論。等到實逼處此，要我“取獨秀而代之”，我一開始就覺得非常之“不合適”，但是，又沒有什麼別的辦法。這樣我擔負了直接的政治領導有一年光景(１９２７年７月到１９２８年５月)。這期間發生了南昌暴動、廣州暴動，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動。當時，我的領導在方式上同獨秀時代不同了，獨秀是事無大小都參加和主持的，我卻因為對組織尤其是軍事非常不明了也毫無興趣，所以隻發表一般的政治主張，其餘調遣人員和實行的具體計劃等就完全聽組織部軍事部去辦，那時自己就感覺到空談的無聊，但是，一轉念要退出領導地位，又感得好像是拆台。這樣，勉強著自己度過了這一時期。
１９２８年６月間共產黨開第六次大會的時候，許多同誌反對我，也有許多同誌讚成我。我的進退成為黨的政治主張的聯帶問題。所以，我雖然屢次想說：“你們饒了我罷，我實在沒有興趣和能力負擔這個領導工作。”但是，終於沒有說出口。當時形格勢禁，舊幹部中沒有別人，新幹部起來領導的形勢還沒有成熟，我隻得仍舊擔著這個名義。可是，事實上六大之後，中國共產黨的直接領導者是李立三和向忠發等等，因為他們在國內主持實際工作，而我隻在莫斯科當代表當了兩年。直到立三的政治路線走上了錯誤的道路，我回到上海開三中全會(１９３０年９月底)，我更覺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確實非常薄弱，竟辨別不出立三的錯誤程度。結果，中央不得不再召集會議——就是四中全會，來開除立三的中央委員，我的政治局委員，新幹部起來接替了政治上的最高領導。我當時覺得鬆了一口氣，從１９２５年到１９３１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當了中國共產黨領袖之一，最後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領袖(不過並沒有像外間所傳說的“總書記”的名義)。
我自己忖度著，像我這樣性格、才能、學識，當中國共產黨的領袖確實是一個“曆史的誤會”。我本隻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後還是“文人結(積)習未除”的。對於政治，從１９２７年起就逐漸減少興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實在完全沒有興趣了。工作中是“但求無過”的態度，全國的政治形勢實在懶問得。一方麵固然是身體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現的十二分疲勞的狀態，別方麵也是十幾年為著“顧全大局”勉強負擔一時的政治翻譯，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來，實在違反我的興趣和性情的結果，這真是十幾年的一場誤會，一場噩夢。
我寫這些話，決不是要脫卸什麼責任——客觀上我對共產黨或是國民黨的“黨國”應當負什麼責任，我決不推托，也決不能用我主觀上的情緒來加以原諒或者減輕。我不過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說出來罷了。總之，我其實是一個很平凡的文人，竟虛負了某某黨的領袖的聲名十來年，這不是“曆史的誤會”，是什麼呢？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隻羸弱的馬拖著幾千斤的輜重車，走上了險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後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實在不能勝任了。我在負責政治領導的時期，就是這樣的一種感覺。欲罷不能的疲勞使我永久感覺一種不可形容的重厭(壓)。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密(蜜)的”休息，以致於腦經麻木停止一切種種思想。１９３１年１月的共產黨四中全會開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員之後，我的精神狀態的確是“心中空無所有”的情形，直到現在還是如此。
我不過剛滿３６歲(雖然照陰曆的習慣算我今年是３８歲)，但是自己覺得已經非常的衰憊，絲毫青年壯年的興趣都沒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問題懶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娛樂甚至風景都是漠不相關的了。本來我從１９１９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沒有好好醫治的機會，肺結核的發展曾經在１９２６年走到最危險的階段，那年幸而勉強醫好了，可是立即趕到武漢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緊張的工作。雖然現在肺癆的最危險期逃過了，而身體根本弄壞了，虛弱得簡直是一個廢人。從１９２０年直到１９３１年初，整整十年——除卻躺在床上不能行動神智昏瞀的幾天以外——我的腦經從沒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負責時期，神經的緊張自然是很厲害的，往往十天八天連續的不安眠，為著寫一篇政治論文或者報告。這繼續十幾年的不休息，也許是我精神疲勞和十分厲害的神經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離得衰老時期還很遠，這十幾年的辛勞，確實算起來，也不能說怎麼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頹喪殘廢的廢人。我是多麼脆弱、多麼不禁磨煉啊！
或者，這不僅是身體本來不強壯，所謂“先天不足”的原因罷。
我雖然到了十三四歲的時候就很貧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謂“衣租食稅”的紳士階級，世代讀書，也世代做官。我五六歲的時候，我的叔祖瞿睿韶還在湖北布政司使任上，他死的時候正署理了湖北巡撫。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雖然在幾十年前就已經完全賣盡，而我小的時候，卻靠著叔祖伯父的官俸過了好幾年十足的少爺生活。紳士的體麵“必須”繼續維持。我母親寧可自殺而求得我們兄弟繼續讀書的可能；而且我母親因為窮而自殺的時候，家裏往往沒有米煮飯的時候，我們還用著一個仆婦(積欠了她幾個月的工資到現在還沒有還清)，我們從沒有親手洗過衣服，燒過一次飯。
直到那樣的時候，為著要穿長衫，在母親死後，還剩下４０多元的裁縫債，要用殘餘的木器去抵賬。我的紳士意識——就算是深深潛伏著表麵不容易覺察罷——其實是始終沒脫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