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講關於報告文學的問題。講報告文學的一般和特殊；也必然要講到文學的一般和特殊。我主要是從我自己的創作體會講起的，從特殊上升到一般。準備講這樣八個方麵：思想、生活、借鑒、語言，這是屬於創作準備階段的，構思、細節、造句、修改，這是屬於創作實踐階段的。這裏的有些話已經在新華社的講話中講過一次了。這裏會講一些講過的重複的話。但有些話是在這次以前沒有講過的，是最近自己的一些想法，是新添的。
先講思想這一方麵。當然，思想是第二性的，生活才是第一性，因為不是思想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思想。那麼，為什麼我不是一開始就講生活這一方麵，而先講了第二性的思想這一方麵呢？這是因為，我要講的思想是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毛澤東思想，是社會經濟物質生活的實際反映，馬列主義反映了生活的真理。他們可以指導我們更好地認識生活並指導我們創作。
因此我先講思想這一方麵，然後再講生活這個方麵。（在這個講話之後，我在沈陽的創作會上又講了一次，就開頭先講生活，然後再講了思想的。）
思想是靈魂，是革命的靈魂，也是文章的靈魂。思想是統帥，是革命的統帥，也是文學的統帥。我講我自己的情況。我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二十五歲才開始的，比很多同誌都晚了。
不過也不算太晚，一進入四十年代就比較自覺的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了。但是，學來學去，不生根，留不住，不會用。開國以後，曆次的政治運動，我一般沒受什麼批判，不是被批判者，而常常還是批判者。也不擔任什麼學習小組長，運動一來，我就讀書，讀經典著作。所以，搞一次運動，我就能讀一次書，可是，沒有什麼進步，沒有抓住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根本的東西，這樣就到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了。到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進了“牛棚”，靠邊站了。靠邊站之後呢，那是很好了，關在一個樓上，不讓下樓，也不能出去。下雨不用打傘，也不用穿套鞋，吃飯的時候，人家給你送來，吃完人家給你端走。沒有事情做，就讀書，想一些辦法搞書，還是搞到了不少；偷偷地瞞過了一些造反派的耳目，讀了不少書。
還是讀經典著作，因為當時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感到心慌，是怎麼回事呀？到了“九一三”事件林彪摔死以後，才知道是路線鬥爭，也感覺到自己參加了路線鬥爭了。這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根本。以後就讀得比較順當了。
一九七二年、七三年，讀的是《馬恩選集》和《列寧選集》。通讀，沒有別的事情，反正就是讀書，所以讀得很快，兩個半年把這四卷本的兩部選集都讀完了。以後就反複地讀，還讀起全集來了，沒有別的事情可以做了，但是，卻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越讀心裏越踏實，一直讀到一九七五年，每天都讀八個小時以上。讀了《馬恩選集》四卷，《列寧選集》四卷，毛主席的選集當時是四卷，現在是五卷了，還讀了《資本論》。原來有一個感覺，已經到了社會主義階段了，你還讀《資本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就不怎麼重視，哪知道資本主義社會陰魂不散，連社會主義社會製度裏頭，還是非常猖獗的，還是要讀《資本論》。所以當時我將三部選集十二卷，再加上一部《資本論》，十三卷，讀了。《毛澤東選集》，當時隻到一九四九年，可是，開國以後，主席的講話公開發表的很多，也沒有一個出版社來把它們收集起來編訂出版。正式出版了的就是《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篇，《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篇，再加上《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可是有大量的主席著作沒有彙集起來，就靠手抄，搞手抄本，隻要能找到主席的文章或講話，哪怕是一句兩句，我都抄了。
主席每次接見國賓，有時報上說一兩句，我都抄了，所以主席的著作也是不斷學的。
這幾年，就是學習，沒做別的事情。除了學經典著作外，也讀了其他一些書，如《屈原》、《史記》、《前漢書》、《後漢書》、《昭明文選》、《紅樓夢》、《孔子》、《莊子》、《管子》。那個時期“四人幫”搞儒法鬥爭史，沒有人講《管子》，管子沒有人管，我就專門學《管子》。這段時間都交給書本了，因為當時也不能出去。到幹校，開始有一段勞動，後來也不搞什麼勞動了，就是讀書。到了一九七五年底，恢複工作了，還是搞專業創作。但是，那個時候寫了文章也不能發表。
我出來工作的時候，已經寫了三十萬字的東西了，到現在還沒有拿出來。恢複工作以後，也是繼續地寫，不發表，也不能發表。因為一發表就有棍子打下來的，說你這個老家夥又冒出來了，發表是沒有好處的。不發表還有人眼睛瞧著你，盯著你，還有人在管著呢！所以也沒有發表文章，不過思想很穩定，神經很健康。
等著，憋著一股勁，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六號粉碎“四人幫”，這就站起來了。但是，也還是有一個過程，因為長期不跟外界接觸，隻能看看報，聽聽廣播，雖然也是在練筆，還是寫不出來。但跑了很多地方，因為那時可以跑了，我是在湖北工作的，長江上下來回跑，在宜昌港跟一個碼頭工人一塊生活。到了一九七七年年初，大年初一，跑到了一個油田去生活，還是有時間讀書，經典著作是不可不讀的。到一九七七年的夏天，《人民文學》打來了長途電話，就問我，是不是可以寫關於李四光的文章，我當時就說可以試一試。
我就到北京來了。到了北京之後，思想就比較開闊了，而且在《人民文學》的幫助下，安排了我的活動，就去找李四光的家屬和地質學研究所。過去跑過地質，那是跟著地質隊跑到野外，其實是不懂的，但是多少有點基礎。訪問以後，拿到地質部整理的大量的李四光的講話記錄稿，把所有李四光的著作收集起來，既訪問，又看材料。以後又到華北油田去了一次，解決了寫作中的一些問題。
這樣就把《地質之光》寫出來了。
在閱讀李四光著作的時候，有一個特殊的感覺，李四光的著作裏頭是有思想的。李四光是一個早期的革命家，是孫中山先生革命時期的一個活動家。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以後，李四光曾經擔任過孫中山所組織的政府的工業部長。他是老一輩的民主革命時期的革命家，這個人是有思想的。他原來是學造船的，後來改行，改地質學是經過思考的，是有理想的，是有思想的。他感覺到：首先要解決地質問題，找礦，你找不到礦，你造船工業學得再好，沒有鋼板給你焊接。李四光的著作裏頭有很多富有思想性的語言，是科學論文，但是有革命思想。我就特別喜歡有一篇文章叫做《被歪曲了的亞洲大陸》，結尾他講了這樣的話：“假如地球自轉加速的話，亞洲站住了，東非、西歐破裂了，美洲落伍了。”我是非常喜歡這句話的，我感覺這裏邊不是講地質問題。這明明是地質論文，講的是地質現象，但是他講的這話是有政治思想的，現在越來越能證明，他這句話是有深刻內容的。一個真正的科學家，即使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也是有正義感的，是正直的，正義感很強烈的，是有思想的。不僅李四光如此，我發現，陳景潤、周培源、蔡希陶、孫健初都是有思想的。思想基礎可能並不很高，像李四光早年的作品是沒有馬克思主義的，但是最少有愛國主義，而且是有民主主義的，盡管是舊民主主義的。這些科學家如果沒有思想，絕不可能在學術上取得這樣大的成就。當然，開國以後，這些科學家有了馬克思主義，有了自然辯證法，像李四光那樣，到了晚年，是有很高認識論的水平的。我寫這個《地質之光》的文章，寫得比較粗糙，地質學方麵的術語用的也比較多，我估計很多讀者是不大懂的，而且我也感覺到他們是不太喜歡的。但是沒想到，還是有人喜歡。盡管這些地質方麵的術語讀了以後不是很清楚，但還是喜歡。我想還是思想的力量使一些讀者喜歡的。寫完以後我就回家了。
過了一個月《人民文學》又給我打電話，問我願不願意寫陳景潤。當時我對陳景潤不太了解，後來是了解的。寫這個文章的時候，寫到了文化大革命。《地質之光》寫完以後，有一位上海的讀者給我來了信說：“你寫了李四光的一生了，就偏偏跳過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難道這是一個禁區，你不敢進去嗎？”因此在寫陳景潤的時候，我就想了：這個禁區還是要進去的，但寫到文化大革命一段時就卡住了，寫不下去了，比較困難了。解決這個困難，還是經典著作，《馬恩選集》的第一卷，裏邊有篇重要的著作，叫《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解，我是從馬克思的這部著作裏領會來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幫助了我怎樣來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所以我想借這個機會來宣傳一下，凡是從事宣傳工作的，凡是從事文字工作的，從事新聞工作的，從事語言工作的，是不可以不學經典著作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主席的著作是一定要學的，這些人都是新聞學、語言學的大師。馬克思是辦報的，辦過《萊茵報》、《前進報》、《德意誌——布魯塞爾報》、《新萊茵報》、《人民報》，而且有很多年，給紐約《每日論壇報》寫稿子。所以他的全集四十本左右，其中大量的是給報紙寫作的。列寧是給報紙寫作的，在《真理報》上，一天兩篇，兩天一篇，三天、五天一篇，寫得很多，所以《列寧全集》那麼一大堆，主要的都是見報的。
毛主席就不要說了，不但寫文章，寫專著，而且寫新聞，有個單位曾經收集了主席寫的新聞消息，出了一本書。我也弄到一本。中國人民解放軍打下南京，這一消息是主席親自寫的。《人民日報》很多社論是主席親自寫的。因此，我說：搞新聞工作的人，搞語言工作的人，除了向經典作家學習政治思想和路線理論之外，還可以學一學，看一看，他們是怎樣替報紙寫文章的。
學習經典著作有一個好處，它能夠使你感覺到一個力量，給你增加信心，使你看得遠一點，站得高一點，精神旺盛。學習是可以改變精神狀態的。一個精神氣爽的人，跟一個疲疲遝遝的人是兩個人，完全不一樣。一個人在精神氣爽的時候，所做的事情，跟他在灰心喪氣，疲疲遝遝的時候所做的事情，效果完全不一樣。我們經常或有時鬧情緒，有時候不高興。要改變。為什麼老是要這樣頹唐下去呢？能解決你思想問題的是經典著作。學馬列之後，有一個耳目一新的感覺，事情在他們看來，都是清清楚楚的。我學了以後，也多少明白清楚一些。這一清楚，思路一暢通，人的精神狀態就不一樣了。學了馬、恩就覺得什麼事情都非常清楚，哪有什麼糊裏糊塗的？學了列寧，有時就簡直坐不下來了。列寧有鼓動的力量，使你想站起來，想活動。毛主席著作，我們有親身體會了，更加親切了。所以這一點，我感覺我們的出版界，毛選編選委員會搞得慢了，當然這是不大容易做的。《毛澤東全集》還沒有出來，到了一九七八年我們才讀到毛選五卷，讀到了主席一九五七年以前的東西。我看到了日本一九七六年出版的也叫《毛澤東選集》，實際是上半部《毛澤東全集》。十本，編輯得非常好，主席的早年著作都收起來了。收集起來後，還做了研究比較。原來刊物上發表過的文章，跟現在毛選上的文章有什麼不同；主席改動了，是怎麼改動的。它有七八種符號，來說明主席是怎麼改動的。當然，那是日本人搞的，不可能是很精確的。我很希望我們的全集早一點出來。
我一個總的意思，就是要學習經典著作，一天吃三頓飯，再加上一頓精神食糧。經典著作非學不可。很多同誌都在學，盡管在座的同誌比我學得好，我還是要說，我們要下很大功夫，來鑽研和學習馬列和毛著。原來沒有這樣強烈的感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後期，讀了些書，才感覺到非學不可。所以我出門也好，在家也好，總是每天都要讀一點的。時間不多，我讀它一百行，讀一頁，太忙時，我讀它一段。所以我現在寫文章，跟以前是不一樣的。
《人民文學》打來了電話給我，讓我寫陳景潤，當時，我就有點搖擺，寫不寫？跟家裏人一說，家裏就反對：這個人不能寫，你別寫他。湖北有一些作家也勸我：這個人不太好寫，是個是非之人，數學研究所是個是非之地。到底陳景潤是不是又紅又專，還是走白專道路，還搞不清。有一位好朋友，專門寫一封信給我說：我聽說你要寫陳景潤的文章了，我勸你不要寫，你這《地質之光》還不錯，不要因為寫陳景潤，栽一個斤鬥。但是，我還是要研究研究，為什麼不能寫？我想解決一下這個問題，就到北京來了。到北京後的第一個晚上，在家吃飯，坐了一屋子人，他們聽說我要寫陳景潤，全部反對，說這個人是不能寫的，其中有一個是科學院的，也是強烈地反對。他並不反對陳景潤這個人，並不反對他的鑽研精神，就是覺得這個人不好寫，恐怕寫不得。現在，關於他的謠傳是少一些了，但是，去年這個時候還是流言蜚語非常多的。大概同誌們也有聽到過的，“科學怪人”了，“吝嗇”了，“白專”了，種種流言蜚語。
後來我就問了一位老同誌，我說：我想寫陳景潤，能不能寫？因為他熟悉情況，所以非常肯定地說：“寫，陳氏定理了不起。”我就決定寫了，決定寫之後，我就到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去了。
我必須解決這樣一個問題：我能不能寫這個人，敢不敢寫這個人。這個問題還是在學習中解決的。馬克思有一本書叫《數學手稿》，已經出版了的，其中用大量的數學公式和大量的政治性的語言，來評價微積分的問題。在某一條說到某一個微積分問題的時候，他說，這個必定會激起傳統派數學家的惱怒，要受到傳統數學家的反對。但是，為新事物開辟道路，馬克思認為，這是必然的。
我原來打算把馬克思這段話放在《哥德巴赫猜想》前麵做扉語的。
後來，我把它改掉了，因為這個話要刺痛很多的傳統數學家。恰好《人民日報》發表了一個元旦社論，指出陳景潤這樣的人為革命鑽研技術，分明是又紅又專，被攻擊為白專道路。後來就用這句話作扉語了。流言蜚語是很多的，所以寫這個文章，事實上是跟流言蜚語做鬥爭的。明明是中央領導同誌都肯定了的，但是科學院還是有人在反對他。越接觸這個人，越覺得流言蜚語非常可惡。當然，那我也是分了善意的誤解、無知的嘲諷、惡意的誹謗、熱情的支持，這麼四種態度。善意的誤解是可以諒解的；無知的嘲諷也是可以諒解的；惡意的誹謗那是可恨的。解決這個革命精神的問題，解決這個寫不寫陳景潤的問題是花了一番功夫的。《人民日報》元旦社論裏的一句話，“為革命鑽研技術，分明是又紅又專，被他們攻擊為白專道路。”解決了我寫文章的主題思想。所以，我們做一些事情、或寫一些文章，就是要解決生活中存在著的思想問題，就是要解決生活中的思想路線的問題。對陳景潤的熱情支持和惡意誹謗，是兩條路線的鬥爭，而且還要鬥下去。在創作全過程中間，要解決思想問題，路線問題，就要學習馬列、毛著。我們的作品，是受他們指導的，是受他們所推動的，是從他們那裏來的。我現在比較膽大，因為我覺得我有靠山，靠山就是經典著作。這是我所要講的第一個問題，一定要很好地學。我現在學得不夠好，很多馬列著作的東西，都還不懂。底下講生活問題。
生活是源泉。物質生活是意識形態的源泉。社會物質生活，社會經濟生活，是政治、文藝等意識形態的最根本的基礎。主席講了的，社會生活、人民群眾的生活是源泉，是源、是源頭。我們生活，我們勞動，我們學習，出來采訪，就是接觸生活。我們是一麵鏡子，是一麵能動的鏡子，就是要反映我們國家我們人民群眾沸騰的戰鬥生活。那麼，怎麼接觸生活？主席已經講過有三種：下馬看花，走馬觀花，安家落戶。根據不同情況，根據工作上的要求，或者走一走，看一看，或者住得長一點，或者長期在一個地方生活。這後一點我做得很差，我是一個滿天飛的作家，到處跑，並不深入，很不深入。但是因為長期跑來跑去，跑的都是建設工地，對建設工地的認識程度也稍稍地深入一些。我一般搞得比較快，李四光花了一個月就寫出來了。陳景潤也隻花了一個月就寫出來了，我在數學研究所隻住了一個星期。後來寫蔡希陶的文章到昆明去了一下，花了三個星期，就寫出初稿來了。
這是各人有各人的方法。我一般找一個集中點，找一個焦點，一個生活的焦點。
去年大年初一，我就到了一個油田，油田的麵是很廣的。到了那裏，油田的領導就問我：“你願意到哪裏去？你願意看什麼？都可以滿足你的要求，你提出來吧。”我說：“我隻提一個要求，我隻要看一個井口，一台鑽機的井口。”他們很奇怪，噢？你隻要一個井口？我說是的，一個井口，一台鑽機，一個井場，一個井隊。他們同意了，給我安排一個井隊，守著一個井場，一台鑽機，一個井口，守了五個月。後來，石油部開電話會議，那時的康部長即現在的康副總理在電話中講了：“全國各油田的黨委書記，現在在什麼地方？你們是在工地上還是在辦公室裏麵，恐怕多半是在辦公室裏麵吧。我講完話之後，你們黨委就開個會，把工作都安排一下，留一個在家裏守機關，其餘的黨委書記、局長、部長，通通到鑽井上去守井口。因為井口是石油工業的火車頭，井口不出油，後麵的采油、輸油、煉油、油田建設，都是空的。隻有井口出了油，你才能采油，你才能煉油，你才能夠搞油田建設。”我這次是碰上了。為什麼碰上了呢？因為我寫了一些關於大慶油田的作品，寫完以後，我發現，缺一個井口。所以，我到這個油田，提出這樣一個要求，讓我守一個井口。經康副總理這麼一講之後，我很受啟發。下去或長或短你總得有一個焦點，要選擇好一個點。
我到雲南去，雲南是很大、很豐富的一個省。但是我有一個目標，就是蔡希陶這個人物。到了昆明以後，到了西雙版納，外麵吸引我的東西是很多的。我和《人民文學》編輯部的周明同誌一塊去，他就非常高興，這兒也想看，那兒也想看，這兒也想去，那兒也想去。我說：可不要這樣子，吸引你的東西永遠是很多的，但是你必須明確，你是幹什麼的，你得有個集中點，你得有個焦點。深入生活，你能夠找到一個集中點，堅持下去。不過這個點是比較難選的，你得選一個合適的點，你選中了這樣一個合適的點，堅持下去，這個對創作是有好處的。
我們湖北有一個老作家叫黃碧野。他跟我做法不一樣，他在漢水中遊的丹江口水利工程，深入生活，一住二十年。有時他也回家，他回家心也是在工程上。文化大革命中間，他也是靠邊站的，不能到哪裏去的。後來又到丹江時，那裏的書記、幹部、技術人員、工人，各工種的工人，到火車站去接他的有二百多人。他跟他們相處得非常好，寫了一部長篇小說，不久就要出版了。這個可以說是一個長期生活，安家落戶的典型，這是一條比較好的深入生活的方法，但是也並不是讓所有的人都這樣做。我還可以舉一個比他更深入的例子。我們湖北有一個工人詩人，叫黃聲笑，是個碼頭工人。從小就當碼頭工人，拿一副杠子，一副扁擔，兩根繩子，童年時代做遊戲就學碼頭工人。現在快六十了，五十多年的真正的碼頭工人，這是真正有深厚的生活基礎的。他的詩都是從生活中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