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本來就有兩個都城，長安是主要都城，洛陽又稱“東都”。
公元25年6月，劉秀即皇帝位，其後坐鎮河陽（今河南孟縣西），指揮圍攻洛陽的戰鬥。10月，守城將軍大司馬朱侑舉城投降，劉秀入洛陽。宣布定都洛陽，因漢為火德，忌水，故改“洛”為“雒”。
《後漢書·光武帝紀》載劉秀為漢高祖九世孫，他所建立的新王朝也被認為是前漢王朝的繼續，那他為什麼沒有依前漢舊製定都長安，卻定都洛陽呢？
長安地區曆史上呈周期性繁榮，西周時定都長安，秦、西漢、西晉、隋、唐也都定都長安，可以看出，這些王朝基本上都是中國曆史上比較強大的王朝，它們有足夠的力量抵禦西北少數民族的入侵，並利用八百裏秦川的沃土滋潤、壯大著自己的國力。
西漢末年王莽之亂，到劉秀建立東漢時候，長安已毀於戰火，宮室和市內建築都遭受了戰亂巨大的破壞。人口銳減，滿目荒涼，昔日的恢宏與繁盛蕩然無存，已喪失了繼續為都的條件。
剛建立的東漢百費待興，也一時拿不出那麼龐大的財物重修長安，而這時候身為東都的洛陽，其原本在西漢時作為東都已經有一定規模，而且又因為受到的破壞較小，所以理所當然成為了東漢的都城。
而且，劉秀本是南陽的世族地主，他建立政權主要依靠起自宛洛一帶的地方割據勢力，他必須避開其它地方割據勢力的鋒芒，待鞏固了自己的根據地、站穩腳跟之後才能再做企圖。同時，來自北方的匈奴的威脅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漢王朝天下未定，還沒有足夠的精力同匈奴對抗，“退避三舍”未嚐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曆史證明這一選擇在當時是明智的，它對於維護東漢的統一穩定、促進封建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的安居樂業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以洛陽為中心的關東地區由此進入了長足發展的曆史階段，繼東周之後，洛陽重又走上了中國曆史政治的前台。
從光武帝定都洛陽至獻帝遷都長安，洛陽為都共曆十二帝1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