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後的一麵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五日，在喬木同誌謝世前的兩個星期，我們三人趕到三〇五醫院去探視。
這時喬木同誌的病情已經惡化。跟上一次在三○一醫院時看到的一樣。他躺在一張特別的病床上，身上插了這樣那樣的管子，骨折的大腿仍然被吊起來牽引著。我們不忍目睹喬木同誌遭受病痛的如此折磨，想多說些安慰的話。但是他頭腦清醒，很關心《回憶毛澤東》寫作的情況。我們說，“回憶錄”各篇的寫作進展順利，請他放心。他仍像往常那樣馬上矯正說：“不是‘回憶錄’。‘回憶錄’是寫自己，這本書不是對自己的回憶，是對毛主席的回憶。”還說：“我病了，你們的工作在我這裏擱淺了。”這是指我們送給他的幾篇稿子，現在擱在他那裏，他無力審閱，表示了不安。我們看到他精神還好，又向他請示編輯《胡喬木文集》碰到的兩個問題。一是五十年代前期的一個《宣傳提綱》。這個提綱的起草和修改，喬木同誌花了很多心血，但是考慮到參加起草的還有許多位同誌，提綱是以一個部門的名義頒發的，我們覺得還是不編入文集為妥。他立即表示完全同意。還有一個是《中國為什麼犯二十年的“左”傾錯誤》這篇文章。此文題注說明是喬木同誌一九八九年三、四月訪美時的一篇學術報告。一九九二年人民出版社創辦《學習》雜誌，先出試刊，試刊上發表了這篇文章，加寫了一段話。但是這段話講到了一九八九年四月以後的人和事，從而出現了時序上的矛盾。我們向他提出這個問題，他思考了一下，決定刪去涉及的具體的人和事，隻保留原來加寫的話的大意，並且從正文中移出，改為一條附注。在談話中他還詢問了一些有關黨的工作的問題。看到喬木同誌與疾病作鬥爭的頑強意誌，在病危之際還關心國事、眷念工作的忘我精神，在處理文稿中的實事求是作風，我們都為之深深地感動。告辭時，他伸出纖弱的手與我們一一握別。這短短二十多分鍾的探視，成了我們與喬木同誌最後的一麵。
往事曆曆在目。我們受命負責《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一書的編寫工作已近三年。在這本書出版之際，我們的心情很不平靜。這是傾注了喬木同誌一生中最後的全部心血而又沒有來得及經他審定完成的一本書。現在圍繞這本書的寫作情況作些回憶，以紀念離開我們兩年的喬木同誌。
二 寫書的緣起
喬木同誌是一九四一年二月調任毛主席秘書的。這時正值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皖南事變之後，黨中央和毛主席領導全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最緊張的日子。毛主席身邊急需人手協助工作。從這時起，喬木同誌任毛主席秘書兼中央政治局秘書，一直繼續到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爆發，長達二十五個春秋，盡管在六十年代前期喬木同誌病休的幾年間減少了與毛主席的工作聯係。在這四分之一世紀裏，喬木同誌與毛主席結下了深厚情誼。對喬木同誌來說，毛主席是全黨的領袖，是直接的領導他的上級，又是他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引路人。他的成長與毛主席是分不開的。有的老同誌說：“沒有同毛澤東的這段緣分，就沒有今天的胡喬木。”喬木同誌對毛主席確有一種知遇之感。他很佩服毛主席的雄才大略和非凡氣度，毛主席也很賞識他的學養和才幹。盡管他是秘書、是助手，但在毛主席身邊工作不是敬畏有加，而是“如魚得水”。他也曾受過毛主席的批評，但工作中有不同意見仍向毛主席提出，甚至跟毛主席爭論，有時還很“固執”。這種“固執”，使毛主席“煩而不厭”，還覺得有些“可愛”。他在他的文集第一卷序言中深情地說：“毫無疑問，就我個人來說，沒有毛澤東同誌的指導教誨，我就很難寫出這些文章，我的寫作能力也很難像在這本書裏所表現的逐漸有進步。”
喬木同誌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的這段時間，特別是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前期，是毛澤東思想走向成熟，形成體係，並在建國後繼續向前發展的時期，也是毛主席的事業、威望發展到鼎盛的時期。在這段時間裏，喬木同誌與毛主席朝夕相處，幫助毛主席做了許多工作，出色地完成了黨中央交給的許多任務。隨著經驗的增長，他在協助毛主席的工作上愈來愈配合默契，毛主席對他的使用也可以說達到得心應手的地步，這是十分難得的。在我們黨的曆史上像喬木同誌與毛主席這樣的秘書與首長的合作關係，也是不多見的。
“紅牆有幸親風雨，青史何遲判愛憎!往事如煙更如火，一川星影聽潮生。”這是喬木同誌七十自壽的詩句，表達了他對這段歲月的深情懷念。這不僅僅是個人的情感所係，更重要的在於中國革命的這段歲月有許多豐富的經驗值得總結；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取得革命勝利，並通過和平轉變進入社會主義，有許多好的思想值得研究。這是我們黨的一筆極為寶貴的精神財富。盡管對這段曆史經驗的研究已發表了許多文章，許多老同誌也出版了對毛澤東的回憶文字，但是誰也不能替代喬木同誌的研究和回憶。他的特殊崗位、素養，使他對毛主席有別人難以得到的了解，回憶毛澤東、研究毛澤東有其特殊的心得。因此，不少老同誌和熟悉喬木同誌的人們早就建議他寫回憶毛主席的著作。
就我們三人而言，也早都希望他著手做這件事情。記不準是在一九八五年還是一九八六年的夏天，在北戴河，那時龔育之還在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曾為此專門到喬木同誌休養的別墅去看望，向他提出寫這樣一部書的建議。龔說：如果喬木同誌同意做這件事情，可以由文獻室的毛澤東研究組和理論研究組出一些人做助手，幫助搜集材料，分析材料，供喬木同誌參閱，聽喬木同誌口述，準備問題同喬木同誌討論，口述和討論全都錄音整理出來。這些材料是寫書的準備，對文獻研究室將來寫《毛澤東傳》，也是極為寶貴的。喬木同誌聽了，說：“謝謝你們的好意。這件事以後再說吧。”沒有同意，也沒有拒絕，恐怕是因為當時喬木同誌還在中央一線工作的緣故吧。
在一九八七年黨的十三大以後，喬木同誌和其他一些老同誌一起退下來了。這時，建議喬木同誌寫回憶錄的同誌更多。但是，寫回憶毛主席的書是個較大的工程，牽扯的方方麵麵較多。喬木同誌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還沒有拿定主意。
幾經躊躇，在一九八九年下半年，喬木同誌萌動了著手寫“回憶”的念頭。有兩件事對他起了“催化作用”。一是整理出版他的文集，看了些材料，勾起對四十年代的許多回憶；二是在這年十月和十一月將逄先知同誌寫的《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審看了兩遍，作了許多修改，並寫了《校讀後記》，他認為這篇長文的“豐滿的回憶”，使他也想起了許多事情，增強了寫作回憶毛主席的書的信心。他對逄說：我的兩個秘書先寫著，你來做顧問。
一九九〇年二月，喬木同誌找鄭惠同誌談話，進一步表明了寫書的意向。他說：我想寫點回憶毛主席的東西，著重寫四十年代毛澤東思想的發展，寫毛主席怎樣領導中國革命，克服挫折，戰勝困難，打敗反動派，取得最後勝利。還是用他的著作、活動作主線，用當時具體的曆史(黨內、國內、國際的事件)作背景，把毛主席在四十年代所作的貢獻作一個比較條理化的分析。目的是想為宣傳毛澤東思想增加一點內容，對這方麵的教育有所貢獻。這次談話初擬了五六個題目。接著在四月至六月間，他就如何試寫一些題目同擔任過他的秘書的東生同誌和正在任秘書的邱敦紅、徐永軍同誌談了幾次。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又找文獻研究室的石仲泉同誌談了三次。喬木同誌要石仲泉也參加進來，再找幾個人。他說：先寫四十年代，從一九四一年我到毛主席身邊工作一直寫到建國前夕。這既不是寫傳記，也不是寫這一段的全部曆史，著重寫我了解的情況，包括毛主席的重要決策和一些重大的曆史事件，也涉及一些個人的回憶，但後者不是主要的。要說明毛澤東思想怎樣得到具體運用和發展。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不能靠搬用抽象的理論，而是靠理論與實際相聯係，靠具體的政策。這本書就要把毛主席領導中國革命製定的具體政策和決策寫清楚，把毛澤東思想怎樣一步一步發展起來的講清楚。石仲泉領了五個題目，作為文獻研究室理論研究組的一項科研任務來進行。參加工作的同誌在多次討論和研究的基礎上對幾個專題也進行了試寫。後來，喬木同誌花了兩三個月時間寫作《中國共產黨怎樣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一文。其他同誌手上都還另有一些具體工作。這樣，《回憶毛澤東》一書預定的寫作進度受到了影響。
一九九〇年冬天以後，又有兩件事促使喬木同誌下了要采取措施加快寫作進度的決心。這年十一月，薄老的《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送給喬木同誌提意見。喬木同誌饒有興趣地閱讀了兩遍，認真提出了讀後意見。喬木同誌對薄老的書評價很高，親自寫文章推薦，稱讚這本書是“黨史著述中的空前力作”。稍後，喬木同誌多年倡導的、由胡繩同誌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書稿寫出。喬木同誌抱病讀完了其中較難寫好的幾個章節，甚為興奮。他特意為該書寫了題記，同樣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這兩本書的寫成和出版給喬木同誌以很大啟發。原以為在較短時間內難以寫好的著作，現在都達到了較高水平。這促使他下定決心盡快成立編寫組來協助他展開工作。在參加薄老的書的座談會後半個月，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六日，他鄭重地向中央寫報告，提出成立編寫組在兩年內寫出這本書的計劃。江澤民同誌和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諸同誌對報告都作了批示，積極支持喬木同誌的這項工作。
喬木同誌對中央的批示深感欣慰。八月二十六日，他找龔育之同誌談話。龔在參與完成《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的寫作後，原計劃寫一本《人民共和國曆史上的毛澤東》，給喬木同誌寫了一封信，希望得到指導和支持。喬木同誌對龔的寫作計劃，一是表示支持，二是希望龔也支持他的工作，兩者兼顧。還說：現在不是那次在北戴河你來動員我寫，而是我來找你幫忙。四十年代那一部分已有部署，五十年代那一部分也要作出部署。先把四十年代寫出來，你也與聞一下。以後五十年代的部分你要多抓一些。
八月二十八日，喬木同誌找鄭惠、石仲泉同誌談成立編寫組事，希望早一點把班子搭起來。這次談話議定了一些題目，並對龔、鄭、石三人的工作作了初步分工。這樣，《回憶毛澤東》的寫作即由醞釀階段和先期工程進入有組織的實施。
喬木同誌曾經對中央文獻研究室的負責同誌說過：如果不編出《毛澤東文集》，我對不起毛主席。事實上，他是以同樣的心情來對待《回憶毛澤東》的。從一九九一年九月起，他全身心地投入這本書的寫作了。
三 基本的設想
當時，喬木同誌的身體因癌細胞擴散已經很衰弱了。家人和醫生還沒有把病的真情告訴他。他對戰勝疾病、早日獲得康複表現了很大信心。九月六日，他召集編寫組全體會議。一是與大家見麵，彼此熟悉一下；二是交代任務，布置寫作題目和要求。他宣讀了親筆寫的包括三十七個題目的寫作計劃。這天，他興致很高，詢問了他過去不熟悉的同誌的基本情況，對有不同年齡層的同誌組成的班子表示滿意；對有幾位年輕人參加更是格外喜悅。
喬木同誌一貫對工作抓得緊，現在更成了一個“急性人”。他安排了一個相當緊張的工作日程表，要求每個星期聽取一次彙報，談一個寫作題目。有時甚至不到一個星期就要談一次。僅十一月份就談了五次。大都是我們去他家裏談話。後來他在三○一醫院住院治療期間，還找我們去談了兩次。從一九九一年九月編寫組成立到一九九二年四月的七個月內，或在全體範圍，或召見少數有關同誌；或長時間，或時間較短，共談話十多次。加上編寫組成立之前的十多次談話，共達二十多次。
在這些談話中，喬木同誌對這本書的基本性質和寫作要求，想得很多，很深。
在書的體例上，他明確指出：要寫成一篇篇文章，而不是寫編年史，也不能同《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重複。
在談到書的內容和主人公時，他多次強調：內容以回憶毛主席為主，全書以毛主席為主體，是對他的回憶。不把中央整個活動放到裏麵。中央一些活動同毛主席沒有關係的，就不說了。因為是個人回憶，擬定的題目同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大事不完全吻合，有些很大的事我不了解，沒有接觸過，就不好寫進去。有些事也許沒有那麼大，但從個人回憶方麵說，比較清楚，就列到題目裏了。這本書說是個人回憶，但有相當多的事也不能限於個人回憶。有些事我接觸過，但詳細情況不很了解，這種事還是要寫，因為它很重要，需要通過查材料講清楚。這在四十年代中的情況更多一些。四十年代大部分時間我不能成為事件的參與者。寫的時候不要勉強加入個人成分。勉強加入不適當，使讀者感覺是故意把個人加進去，失掉書的主旨，成為不是回憶毛主席，而是回憶自己。回憶成分多少要看事實。凡是可以回憶的，個人接觸多的就寫進去，也還是以毛主席的活動為主。
在談到敘事與議論的關係時，他指出：我們寫的一部分稿子的基本性質應該是文獻性質，可以有些議論，但不能太多，太多了就不成其為回憶了。主要是把一些現在大家不知道的事介紹出來，體會、議論隻能在這裏麵稍微有點穿插，帶有點題性質。回憶要以事實為主，不能以議論為主。
在談到檔案材料與回憶材料的配合時，他指出：材料來源，一是黨中央保存的檔案；二是各種公開出版物，回憶錄，文章，當時的記載(報刊上的)；三是個人回憶。三方麵結合起來。僅僅靠個人回憶是不夠的，不能把事情說清楚。
在談到每篇專題的篇幅時，他說：最早是想一篇隻寫一萬字，現在看一萬字不行，可能要到兩萬三萬，看題目涉及的內容，需要講多少就寫多少。
在談到出書的時間與寫作質量的關係時，他明確地說：出書的時間，一九九三年紀念毛主席百年誕辰，最好在那個時候出。這樣，時間比較緊。當然還是以書的質量為第一標準。如全書不能都寫完，也可以分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