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繩詩存》中有一首七律《夢回故寓》，末尾兩句是：“猶思揮筆追班馬，不用頻嗟發已華。”這首詩寫於一九七〇年。那時是“文化大革命”的荒唐年代，多少人被打翻在地，關入牛棚，有故寓而不能回。回，隻能在夢裏。夢裏情懷，青年史學家胡繩曾經有過的“揮筆追班馬”的壯誌，在已生華發的胡繩心中，思念猶在。“文化大革命”的磨難和曆史的曲折，並沒有也不能使一個執著的馬克思主義者意氣消沉。一九七三年他有了重新工作的條件，就著手寫《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了，積六年之功，這部書寫成，一九八一年出版，不僅引起學界的注意，而且贏得廣大的讀者。
一九九一年他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問世，發行達數百萬，是影響很大的一部黨史著作。最近聽說，他正考慮編寫從五四運動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一段曆史，並且已經組織力量寫建國以後中國共產黨的曆史。對胡繩同誌來說，這都是他“揮筆追班馬”的壯舉吧。我讀胡繩同誌的書，還是當中學生的時候。讀的是他的《二千年間》和《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對於原來隻是從國民黨統治區的學校教科書中讀到曆史知識的青年人來說，這兩本書的確使大家開了眼界，長了見識。可以說是在那時青年中起了革命啟蒙作用的兩本優秀曆史讀物。
後來我讀到的胡繩文章，多屬“思想文化評論”一類。從香港時期的《魯迅思想發展的道路》，到批判胡適時的《唯心主義是科學的敵人》，都給我以深刻的印象。在當時報刊的同類文章中，胡繩文章顯出有自己獨特的風格。他這些評論在六十年代初結集為《棗下論叢》出版，我寫過一篇讀後感，在《光明日報》用筆名發表，說了我對他的文章風格的印象。這風格，我想，不妨說是以曆史學家的功底對現實思想文化作評論，著力從曆史的背景和曆史發展的脈絡來分析問題，比較講科學性，比較有說服力。跟那時某些文章比，似乎“戰鬥性”沒有那麼強。其實，離開科學性，能有什麼樣的“戰鬥性”呢。後來胡繩寫詩，批評“不學庖丁解牛術，弩張劍拔浪稱豪”的文風。努力同這種文風相區別，是胡繩風格的一種特色。我這樣說，並沒有全盤肯定胡繩這些思想文化評論文章的意思。建國以後的思想批判，受到日益嚴重的“左”的指導思想的影響，胡繩文章也不能盡免。這方麵，我們馬克思主義理論隊伍有許多經驗教訓需要總結。而總結經驗教訓，糾正“左”的失誤，並不是全盤否定我們的曆史，全盤否定過去的一切。這裏需要的是科學的態度，是對曆史的全麵的分析。在否定應當否定的東西的同時，肯定那些應當肯定的東西。
建國以後，胡繩同誌作為一位有造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受到黨中央的器重，越來越多地參與黨中央關於政策和路線的理論研究以及黨中央的一些理論性強的文件的起草。他為此而付出的心血，彙入黨的集體的研究成果之中，不以個人著述的形式出現。所以，建國以後的《胡繩文集》，尚待彙編的也好，已經編成的也好，隻包括體現為個人著述的這一部分研究成果。
《胡繩文集》（一九三五—一九四九）的第一輯，是“思想文化評論”。他自己說：“這一輯，也許可以說是我這本文集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胡繩文集》（一九七九—一九九四）的第一輯，叫做“政論文章”。在我看來，這一輯也許可以說是這本文集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這裏所稱的“政論文章”，不同於通常的“時事政治論”，而是論述和評價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和理論的文章。以曆史學家的功底，著重於根據黨的曆史經驗，對黨在新的曆史時期的路線、方針、政策作理論的研究、論證和闡述，是這些文章的顯著特色。尤其值得稱道的是一九九二年以來的一係列文章，包括《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關係》、《關於防“左”》、《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理論》，等等。這五篇中的第一篇，是鄧小平同誌視察南方的談話後不久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當時就引起廣泛注意。第二、三兩篇，是兩次講話的整理稿，深刻地闡發了南方談話的精神，當時沒有在報刊發表，這次編入文集，《中共黨史研究》先予轉載，也引起廣泛注意。第四、五兩篇（第五篇是這本文集編定後的新作，還沒有來得及收入），在《人民日報》發表，更是產生了很大影響的力作。這一係列文章，代表了胡繩同誌理論文章的新境界，也把我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界對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研究推進到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