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對黨史中卷第三編(1956.9—1966.5)的要求和意見
(一)
這一編初稿總體上取得了相當的成果,但是要成為一個拿得出來的稿子,還有相當的距離。從成果方麵說,比如第一章開頭,視野開闊,不是一般地分析國際形勢,而是寫我們黨怎麼從觀察國際形勢中確定自己的國內路線。這至少可以作為一個還不錯的基礎,當然還要把它寫得更實在。再比如第九章,寫這個十年的成就采取了三個角度,既把十年建設作個總計,又把這個成就擺在同過去七年和同周邊國家的曆史比較中間,這個思路比較好。當然現在稿子裏的統計數字、統計口徑、統計時間還有很多問題。又比如第一章,講到了理論界對經濟改革的探索,盡管其中一些論點尚需推敲,但是在寫黨史時視野中要有這一部分。我還主張,不要一般地講理論界,要講黨的理論界、黨的理論家作出了什麼貢獻。
問題有以下幾點:
首先是議論太多,有些地方一上來就大篇議論,預先判斷對錯得失,然後才講曆史過程,這不合適。關於敘和議的關係,我讚成以敘為主、以敘為本、以敘為體的寫法。在敘的中間、敘的末了,要言不煩、畫龍點睛地作那麼一點議論。議論要有點深度,有點新意。現在初稿的主要傾向是不善於清楚流暢生動具體地敘述曆史,讓讀者了解曆史的本然、曆史的麵貌,而不隻是了解幾條分析和結論。議論過多,過煩,處處議論,喧賓奪主。
第二,有不少章節自成首尾,缺乏銜接和勾連。勾連得不好,就發生重複。現在重複的地方太多了。勾連得好,可以使前後敘述貫串起來,並減少重複。
第三,有些論點還要推敲。比如反冒進,說一九五六年開始反一下,冒進就基本控製住了。恐怕恰恰相反,基本上沒有控製住,才有年中的進一步反冒進。又比如說,講八大是工作重心轉移,這是今天的語言,當時八大沒有用工作重心轉移的提法,明確用這個提法是一九五八年初。
關於這十年中的一些大事,談些意見。
關於反右派。這場運動是怎麼回事,經曆了怎樣的過程,要有一個概括的交代。在哪些領域裏反了右派?反了些什麼東西?都要大致寫清楚。要從宏觀上、從曆史趨勢上、從社會轉折上來考察。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總會發生一些帶根本性的爭論,其實質是要不要走社會主義道路,要不要共產黨的領導。對動搖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基礎的思潮、動向、力量,我們黨要觀察,要注意,要進行鬥爭,進行反擊,這是不可避免的。至於觀察和判斷準不準,鬥爭的方針和方法對不對,那需要總結曆史的經驗和教訓之後才能得出結論。我們現在寫曆史,主要講清在當時的情況下黨中央作出了怎樣的觀察和形勢判斷,為什麼決定發動反右派運動。曆史證明,當時對形勢的估計是過分嚴重了,鬥爭的方法也是過分嚴厲了。
關於“大躍進”,也得有比較具體的敘述。“大躍進”怎麼“躍”法,“大躍進”年代那種主觀主義的指標,那種使人不能不說假話的環境,都應該有概括的交代。
關於廬山會議,現在的稿子對彭德懷的信的評論比較多,整個會議的氣氛講得不夠。當時為什麼錯誤的東西反不了?就是因為黨內有那種空氣,那種政治氣氛,那種政治哲學,那種在民主集中製旗號底下破壞民主集中製的東西。
關於這個十年曲折發展中的幾次大轉彎,初稿對轉彎前後的思路的複雜性、多重性沒有寫透,往往轉折前隻寫了指導思想的一方麵,比如講怎麼放開,怎樣調整;轉折後又隻寫了另一方麵,比如講怎樣打擊,怎樣躍進,使人感覺轉得很突然。對幾次轉彎,都要分析轉彎前指導思想的內部矛盾、兩個側麵。由於對形勢估計的變化,一個側麵就壓倒另一個側麵,整個指導思想就發生大轉彎。比如從鄭州會議開始的糾“左”,在那種狂熱狀態下,糾“左”是前進的、清醒的,但是又有個基本框架,認為“大躍進”的方向沒有錯。彭德懷的信出來後,加上其他一些情況,領導者認為原來的框架被打破了,不能容許了,於是發生了“反右傾”。把曆史轉折前後指導思想上的兩個側麵、兩種估計及其來龍去脈都作一番交代,按照這個思路來敘述曆史,可能會使稿子有一點前進。
關於這個十年的總評價,要把成績講充分,把人民的奮鬥、黨所作的努力如實地寫充分,而且從經濟建設、經驗積累、幹部成長幾個側麵講充分。失誤不要渲染,但是也要如實地講透。不是說成就是主要的就大體都很好了,還是有兩個側麵,兩個趨向,造成過很大損失,“左”傾錯誤有起有伏,伏而又起,愈演愈烈,終於占了上風,釀成“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前的“左”加上“文化大革命”的極左,構成二十年“左”的錯誤。(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一日、十二日在《中國共產黨曆史》中卷編寫組上的發言)
(二)
1 關於八大路線的概括,還是應以八大對主要矛盾的分析和主要任務的確定為主要內容。有的同誌比較強調毛主席在八大開幕詞中講的“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個思想,其實,這個意思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傳提綱中就有。八大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作了新的分析,當然對新的曆史條件下主要做什麼說得不那麼準確和完整。
對於八大的曆史局限性,有恰當的幾句話就可以了,沒有必要一條條擺開來寫。
2 關於反右派鬥爭,書稿在這個問題上要真正有所前進,就要說清楚反右派鬥爭反了些什麼,是一場什麼樣的運動,造成了什麼後果,導致這些後果的錯誤以後不能再重犯。寫清楚這些問題,要對曆史事實做一些細致的研究。講必要性,還是要從曆史趨勢、社會轉折上講這種性質的鬥爭不可避免。這場運動除了對知識分子造成嚴重後果外,對民主和法製的建設也產生了嚴重後果,改變了八大對主要矛盾的結論,後來“大躍進”的發動也是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導致的後果。對這些既不能渲染,又要使人對曆史有實感,有了解。
3 關於九個月初步糾“左”,那九個月毛主席思考了許多問題,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論認識和思想觀點,從鄭州到武漢,又到鄭州和上海,席不暇暖,開了多少會議,寫了多少篇黨內通訊,批了多少報告總結,的確是想為人民辦事。稿子不僅要寫這些理論觀點,還要寫出那種精神。但是毛的指導思想上又有個框子:不能動搖“三麵紅旗”。我們寫書時視野裏要有這兩個側麵,包括廬山會議前期也要寫兩麵。會議前期既糾“左”,同時主席又批發了一些“右”的材料,計委編的關於速度和比例關係的材料、《內參》、《零訊》上反映的幹部和黨外人士對“大躍進”看法的材料,都是會議前期批發的。這說明當時認識上有前進,但又有限度。
書稿還要注意寫地方領導人。“大躍進”的發動地方領導人起了不小的作用,初步糾“左”地方領導人也作了很多努力,主席當時批轉了很多地方的經驗材料。這樣寫,書稿會顯得豐滿一些。
4 關於最後一章的總結。對這十年的成就,要從較長的曆史過程來看,積累了一些什麼東西,貢獻了一些什麼東西,長遠起作用的是一些什麼東西。十年經驗的積累對幹部起了很大作用,直到“文化大革命”中還起作用,所以“文化大革命”中政治上動亂,但經濟上沒有再搞過去那樣的“大躍進”。這些經驗同物質成就不同,不顯山不露水,但在曆史上起積累的作用。對這些可以有些畫龍點睛的文字。
把這十年同前七年、同周邊作比較,這個角度可以把兩個方麵都突出出來,既看到我們在這十年取得的成就,又反映這十年的起伏動蕩,比以前有不夠的地方,比周邊我們還逐漸落後了,逐漸拉開了距離。最好能找研究經濟的同誌,通過一些可比的數據進行分析。當然,分析不能展開,要抓住大趨勢的東西同周邊作比較,很難在每一個方麵做一一對應的比較,主要還是表明一種大的判斷。現在的稿子需要提煉,篇幅不要很多。二十年一起比,也是個好思路。具體如何安排,請統稿的同誌統一安排。(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在《中國共產黨曆史》中卷編寫組上的發言)
(三)
1 關於一九五七年提出“超英趕美”的口號和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考察工業水平以鋼作主要指標的問題,並不是這時才有。從當時的情況看,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實際上,當時還提鋼、煤、糧、棉四大指標。糧、棉不成問題,總量我們早已超過了。問題是鋼和煤還沒超過,需要有一個指標。問題是後來一九五八年提出“以鋼為綱”,硬要鋼產量當年翻番,明年再翻,一切為了鋼產量翻番,為此不惜損害其他產業,這個時候問題就暴露得尖銳了。如果還是綜合平衡,有“綱”有“目”,情況還是不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