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口述自傳叢書》，已經出版三種，我都看了。的確是三本很有意思的書。
文強是全國政協委員，一次一同視察湖南，我聽他講一口標準的長沙官話，忽然想到，他是湖南人，又姓文，毛澤東母親，娘家也姓文，他跟那個文家有沒有關係？便問他。他小聲說，豈止有關係，就是那一個文家。好像是不願意借這個題目在大庭廣眾中張揚，他沒有多談。後來，一個什麼單位請幾位湖南老鄉到京郊小住度五一長假，文強也在內。他年紀最大，怕是靠九十了，大家陪著他坐在汽車上觀山景。他記憶力強，車上車下跟我們談往事，娓娓道來，時有幽默。聽他談，成了此行的主要內容，遊覽反倒變成陪襯了。他談早年在長沙同毛澤東的交往，談經海路赴廣東途中同毛澤東的邂逅，談在廣州時同毛澤東打麻將的爭執，談他在共產黨和國民黨的經曆。我原來隻知道他是被特赦的國民黨戰犯，這才知道他原來還和共產黨有過很深的關係，而且在共產黨內擔任過重要的職務。我當時就覺得，應該有人幫他搞一本口述曆史。後來聽說有人在搞，又聽說他去世了，又聽說書已經出了。就找來讀。
讀了之後，滿意，又不很滿意。滿意的是書的內容，了解到那個大時代中一位走過曲折道路的老人的傳奇一生；不很滿意的是書稿整理方麵有所不足。大概是采訪時錄了音，再根據錄音記錄成文字，而記錄者或整理者對文老的湖南口音辨聽得不是很清楚，對文老所接觸的一些人名、地名和所經曆的曆史事件不是很清楚。這樣就出了一些差錯。
當時，我就給社會科學出版社我熟悉的一位同誌寫了一封信，說：“昨日讀完《文強口述自傳》，發現有若幹錯誤，聽說還要重印，最好能改正一下。”我指出的錯誤包括：南昌起義的部隊不可能到過上海，書中的“上海”顯然有誤；“西晉”公署為“綏靖”公署之誤；“上海解放以後”，為“上海光複以後”之誤；美國珍珠港被日本人偷襲，未被日本“占領”；三尺土上有神明，應為三尺頭上；程賢州，陳仙洲，顯係同一人；“隻是”應是“指示”；孫健，應為申健；黔，應為青（青海）；京浦，應為津浦；“黃維死了差不多三十年了”，不對，後文講到一九八四年文強還同黃維一起遊嶽麓山；溥儀被俘先在蘇聯，後到東北，不可能與文強一起在山東；送壽禮所寫的字，似應是“花好月圓人壽”，“花花圓圓壽壽”不可解；與毛澤東女兒李娜合照，應為李訥。我說：“如果文強能自己審閱一遍，肯定會加以改正。可惜找他訪談，晚了一點，沒有全談完，也來不及由他審閱。”
不久我看到一篇文章，是發在湖南的《書屋》雜誌上的，稱讚這本書好，但是對整理中的差錯一一指了出來，比我指出的要詳盡多了。我也告訴了編輯部。這篇書評還對幾段史實提出懷疑。比如，文強自述說他從湖南到廣東去上黃埔軍校，在從上海到廣東的輪船上偶然遇到毛澤東。書評作者引證了《毛澤東年譜》，認為這不可能，因為毛不是從上海走的。毛年譜當然是權威的根據，但是也不見得對每個細節它都搞的那麼清楚。文強這段故事，我也聽過他講過，有生動的細節，似乎不像編造，他也沒有必要編造。當然不排除文強記憶的差錯，把這個場合的事同那個場合的事混淆起來。但是要肯定文強為誤記，可能還需要做一些考證工作。如果在文強生前把這個問題、把毛年譜的記載，同文強討論一下，問題就容易解決了。
文強自述裏缺少他作為戰犯被關押的那一段曆史。也許是他不願意談。留這麼一段空白，總是一種憾事。如果做口述記錄的人多跟他談談，從不同角度引導他談談，也許可以較多地彌補這空白。
總之，這是一本很重要的、又有一些缺點和遺憾的書。有些還可以彌補，有些因為口述者已經故去，不可彌補了。從這本口述自傳的得與失中總結出來的做口述史的經驗，對於以後的工作，是有意義的。
唐德剛講他的經驗，他幫胡適、李宗仁做口述史，要掌握和查閱很多材料，在一些方麵一些問題上，比他所采訪的對象掌握的材料還要多，甚至還發現並能用材料證明口述者記憶的錯誤，幫助口述者糾正錯誤。這就是史學工作者幫助曆史當事人做口述史的優勢。他把這件事當作一件研究工作來做，他以一個史學研究者的身份同口述者平等討論。他同口述者一樣，要對這部口述史，對它的可信程度、科學價值、曆史價值負責任。
口述史和回憶錄，是不是大體上是一回事？或者是不是應該有什麼區別？通常來說，作者自己寫的叫回憶錄；作者口述，別人幫助整理的，就叫口述史。我看，在我們這裏，除了一些文學家寫回憶錄是自己寫的以外，許多領導人寫回憶錄，大多是請人（往往還是不少人）幫助整理。不但幫助他查材料，而且幫助他編文字，這是不是也叫口述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