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人和他們身邊的秀才、翻譯的回憶，構成這些年我們黨史研究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也許人們要問：個人回憶能算信史嗎？的確，個人回憶，難免有失真之處。這可能是無意的，時間久了，記憶串了，人人難免。也可能多少是有意的，囿於某種理念，為尊者賢者諱。至於曆史上的糾葛和誤解，記載到回憶錄裏，也在所難免。但這些都不足以否定當事人回憶的曆史價值。當然，對於當事人寫回憶錄，第一，要提倡遵守信史原則；第二，要提倡多寫，多家回憶可資比較，從比較中讀者自可評論某種記述真實性的程度；第三，曆史學家使用曆史當事人的個人回憶時，要加以研究，加以鑒別。
七 各色人等的回憶和自述
我在《黨史劄記》中寫過三篇讀後感，介紹和評論我的三位同學（記者金鳳，外交官冀朝鑄，誌願軍戰士張澤石）的自述。為什麼把這些人的自述，拿到《黨史劄記》中來評論？他們可以算是黨史人物嗎？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列入“黨史人物”有什麼規格。我說過：把這些讀後感列入黨史劄記，並不是主張把這幾位自述者寫進黨史。完全沒有這個意思。但黨史並不隻是黨的文件和會議，黨的領袖和英雄，而且是黨員群眾和人民群眾鬥爭和命運的總體的描述，一個一個人的故事和經曆未必能寫進黨史，而研究黨史則不能不研究一個一個人的曆史。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認為研究黨史的人，要多讀些各種人寫的、寫各種人在這時代中的經曆的書。
各種人寫自己經曆的書，我在《黨史劄記》中還提到《溫濟澤自述》，他是右派改正的第一人。在《二〇〇四年我的讀書單》中又列了《黃慕蘭自傳》，一位做秘密工作的老人的傳奇人生，和劇作家杜高的《又見昨天》。如果開《二〇〇五年我的讀書單》，還應該列上活躍的理論家吳江的《政治滄桑六十年——冷石齋憶舊》、新聞和文化工作者沈容的《紅色記憶》、曾任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向毛主席寫信狀告遲群的劉冰的《風雨歲月》和《求索：難忘的曆程》、夫婦外交家章文晉的夫人張穎的《外交風雲親曆記》，還要加上剛讀完的曾任中央電視台台長戴臨風的韻言為主加上旁白的詩體自傳《千韻人生》。這隻是就我有限的閱讀範圍來說的，不說掛一漏萬，也是掛一漏百，掛一漏十吧。
這類自述性的出版物，不容易找到彙總的書單。常常是得不到出版消息，得到出版消息也找不到購書的地方。各種出版社都出這類書，發揮多個積極性而不是隻有一個積極性，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此處不出我書，自有出我書處。”但是，從讀者來說，如果幾個出版社，成係列地出版這類書，形成幾套叢書，使各個叢書形成自己的品牌，那就更好了。已經有幾個出版社這樣做了。一個是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了一套《百年人生》叢書，其中我讀過的有民主人士、廿年落難、晚年入黨的葉篤義的《雖九死其猶未悔》、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韋君宜的《思痛錄》、作家徐光耀的《昨夜西風凋碧樹》、曆史學家周一良的《畢竟是書生》、翻譯家楊憲益的《漏船載酒憶當年》等多種，杜高的《又見昨天》就是其中的一種。一個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了一套《口述自傳》叢書，我讀過三種（黃藥眠、文強、舒蕪），還編了一種《口述曆史》叢刊，已出三輯，希望叢書和叢刊能如約繼續出下去。一個是北京大學出版社，也出了一套口述傳記叢書，冀朝鑄那本即是其中之一，我看過的還有朱正的《小書生大時代》、何滿子的《跋涉者》。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的消息閉塞，近年來沒有聽到這套叢書的下文。
聚散書為叢書，持之有恒，鍥而不舍，積以時日，這樣的叢書在出版界讀書界就會形成名牌，發揮出散書難有的效應。
八 關於自費印刷物
現代排版印刷的條件比過去方便多了，社會的財富狀況也比過去優越多了，所以古代有錢人自費刻書的傳統，今天普通人也可以做到。有些書，出版社不出，人們就自費印出，分送友人。朱正主編的《1957：新湖南報人》，就是這樣一本書，記載了那一年報紙編輯部劃“右派”人數占總人數比例最大（一百四十三人中五十四人打成“右派”）的曆史事件。五十四人中的劉皓宇，寫了一本《人?鬼?人》，也是這樣印出的。幾年前我收到中央黨校一位老幹部楊德修自費印出的《自寫當年》。最近，我還收到不相識的李理寄來自費印出的《俺這一輩子》。這樣印出的書，日漸多了起來。
能自費印刷非賣的書籍，是一大開放。這叫做：“處處不出我書，我走自印之路。”但如果能由有眼光、有氣魄的出版社，把那些質量高的、有社會曆史意義的書籍，公開出版發售，那就更好了。《雖九死其猶未悔》在群言出版社出版時，原定是嚴格限製的“內部發行”，差不多等於是自費印刷分送，到《百年人生》叢書中就公開出版了，這就是開放，這就是進步。
九 關於境外出版物
境外有關中共黨史的出版物據說相當多，其中有的還因作者身份並被渲染而頗為風行。我隻讀過零星的幾種，這零星的幾種中有些我也不準備在這裏加以評論。但《二〇〇四年我的讀書單》裏，列了兩本境外出版物：高勇的《胡耀邦主政團中央》和唐寶林的《中國托派史》。我不明白，是什麼緣故，這兩本書不能在大陸出版。前一本有作者的親曆親聞，後一本有作者在大陸搜集的大量檔案史料。我知道，有些著作，原來也是先在境外出版，後來在大陸也出版了，如：戴煌的《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中國文聯出版公司），沈誌華的《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東人民出版社）。這也是開放，這也是進步。
近些年我還讀了幾本“兩案”被審或相關人員在境外出版的基本上屬於自辯性質或反省性質的書。那些反省性質的書，是不是在境內也能出版？那些人的自我辯護，是不是也可以讓人聽聽？自辯得全無反省，可以讓人了解還有這樣的人物和思想存在，自辯中如果包含有若幹事實，那也有助於弄清曆史細節的真相。我知道，包括張國燾的《我的回憶》、王凡西的《雙山回憶錄》、《鄭超麟回憶錄》、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在內的一套書，原來都是境外分別出版的，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初由大陸用現代史料編刊社的名義印出。出版說明中說：“為了滿足中共黨史研究工作的需要，我們計劃有選擇地翻譯和翻印少量國外和港台出版的、有一定參考價值的有關研究中共黨史的著述和資料，供有關部門的領導幹部和黨史工作者參閱。由於作者的政治立場、思想觀點等原因，這些書籍不同程度地都有一些歪曲史實，吹噓自己，誣蔑、攻擊我黨和有關領導同誌的內容。我們均按原文排印，內容沒有刪節。”現在這套書又由東方出版社再版，出版說明說：“由於上述圖書當時印量很少，目前圖書市場上已經絕版，但仍不斷有讀者來信索要複印上述資料。有鑒於此，我們報經有關部門同意，在係統清理的基礎上重版以上若幹史料，並定名為《現代稀見史料書係》，內部出版，限量發行。”如果照此辦理，是不是可以把有一定參考價值的“兩案”或相關人員的境外出版物，也在大陸“內部出版，限量發行”，供中共黨史研究者參閱呢？也許，還要等多少年，等所說的事情真正成為久遠的曆史以後，才能這樣做？
十 關於國家檔案和個人檔案
《二〇〇四年我的讀書單》在提到杜高的《又見昨天》時，一並提到李輝的《一紙蒼涼——杜高檔案原始文本》。這是一本奇書。奇就奇在是李輝從潘家園舊貨市場買到了“勞改犯”杜高的全部勞改檔案，並在征得杜高同意的情況下予以公布，編成此書。杜高應不應該勞改，有關部門已經做出改正結論，這裏無需再說。但是，既然在國家的公安部門接受勞改，這種檔案本來隻應該保存在公安部門，現在竟然流入了舊貨市場。
流入民間進了舊貨市場的國家檔案，大概還有。一位不相識的民間收藏家給我送來一份他從舊貨市場購到的檔案，請我鑒定，看是不是真品。這是開國大典之前，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預備會議和第一次正式會議的簽到簿和記錄紙。正式會議的記錄還經過修改，改動的筆跡很像是毛澤東本人的筆跡。曆史情節是完全符合的，這我能鑒定；但檔案是不是真品，我無法鑒定。我介紹他找中央檔案館。結果，檔案館告訴我，真有這件檔案！不過現在還存在檔案館，那麼人家送來請求鑒定的，就應該是複製件了。這樣重要的檔案怎麼會那樣精美仿真地被人複製，原件或複製件怎麼會流入舊貨市場，我就不知道了。
國家檔案流入民間市場，這應該是個別的違規行為。但是，大量的個人檔案：筆記、記錄、日記、書信、照片、手稿、抄件、存件，收藏久了，成了有曆史價值的檔案。這是合法地保存在民間的。現在人們很注意保存、搜求、發掘和利用民間檔案。一般地說，這對曆史研究有價值，特殊地說，有些對黨史研究也有價值。蘇星的《一九六一年陳雲召開的煤炭、鋼鐵座談會記錄》，就是利用個人檔案整理出來的一部黨史資料書。做好這類檔案的發掘、整理、公布和利用，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說到整理和公布個人檔案，整理的科學性就成為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舉一個例。宋雲彬有一本日記，後人把它題為《紅塵冷眼》給出版了。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我得知書上的文本同他的原始稿本有一些差別。在《黨史劄記》中我寫過兩篇談建國初救國會解散的文章。對為什麼解散，隻看到解散時宣言所說的原因，不知還有什麼深層的原因。別人給我提供了一點深層的材料，也還是弄不清楚它的來龍去脈。文章發表後，收到上海市委統戰部一位年輕同誌的信，他說，宋雲彬日記裏曾記載召開新政協籌備會期間，周恩來、李維漢到北京飯店，跟救國會的幾個代表談話，提到一種設想：將來留一個民革，一個民盟，一個民建，其他民主黨派就不要單獨成立了。宋雲彬這一時段的日記曾經在《新文學史料》上發表過，裏麵有這個材料。在現在出版的《紅塵冷眼》中，把這一天的日記刪去了。我不知道整理者為什麼要刪去這個材料。沒有什麼政治忌諱嘛，隻是一段曆史嘛，隻是半個世紀以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曾經有過的一種設想嘛。當時，救國會解散了，與國民黨有曆史關係的幾個民主黨派也合並為一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了。隻是後來思路改變，其他民主黨派的解散或合並才被勸止。我覺得宋雲彬日記的這一條，恰恰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幸虧日記兩度發表，被細心的讀者把被整理者在出書時刪去的地方看了出來。如果過去沒有發表過，讀者隻能看到《紅塵冷眼》，就不能從這裏知道這段曆史了。這種加工，我看一般沒有必要，損害了史料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