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靈相依
真正的朋友是可以相互信任、無私付出的人。朋友是一輩子用心維護的樹。
憶韋素園●魯迅我也還有記憶的，但是，零落得很。我自己覺得我的記憶好像被刀刮過了的魚鱗，有些還留在身體上，有些是掉在水裏了，將水一攪，有幾片還會翻騰，閃爍，然而中間混著血絲，連我自己也怕得因此汙了賞鑒家的眼目。
現在有幾個朋友要紀念韋素園君，我也須說幾句話。是的，我是有這義務的。我隻好連身外的水也攪一下，看看泛起怎樣的東西來。
怕是十多年之前了罷，我在北京大學做講師，有一天，在教師預備室裏遇見了一個頭發和胡子統統長得要命的青年，這就是李霽野。我的認識素園，大約就是霽野介紹的罷，然而我忘記了那時的情景。現在留在記憶裏的，是他已經坐在客店的一間小房子裏計劃出版了。
這一間小房子，就是未名社。
那時我正在編印兩種小叢書，一種是《烏合叢書》，專收創作，一種是《未名叢刊》，專收翻譯，都由北新書局出版。出版者和讀者的不喜歡翻譯，那時和現在也並不兩樣，所以《未名叢刊》是特別冷落的。恰巧，素園他們願意介紹外國文學到中國來，便和李小峰商量，要將《未名叢刊》移出，由幾個同人自辦，小峰一口答應了，於是這一種叢書便和北新書局脫離。稿子是我們自己的，另籌了一筆印費，就算開始。因這叢書的名目， 連社名也就叫了“未名”——但並非“沒有名目”的意思，是“還沒有名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還未成丁”似的。
未名社的同仁，實在並沒有什麼雄心和大誌，但是，願意切切實實的，點點滴滴的做下去的意誌，卻是大家一致的。而其中的骨幹就是素園。
於是他坐在一間破小屋子，就是未名社裏辦事了，不過小半好像也因為他生著病，不能上學校去讀書，因此便天然的輪著他守寨。
我最初的記憶是在這破寨裏看見了素園，一個瘦小，精明，正經的青年，窗前的幾排破舊外國書，在證明他窮著也還是釘住著文學。然而，我同時又有了一種壞印象，覺得和他是很難交往的，因為他笑影少。 “笑影少”原是未名社同仁的一種特色，不過素園顯得最分明，一下子就能夠令人感得。但到後來，我知道我的判斷是錯誤了，和他也並不難於交往。他的不很笑，大約是因為年齡的不同，對我的一種特別態度罷，可惜我不能化為青年，使大家忘掉彼我，得到確證了。這真相，我想，霽野他們是知道的。
但待到我明白了我的誤解之後，卻同時又發見了一個他的致命傷：他太認真；雖然似乎沉靜，然而他激烈。認真會是人的致命傷的麼?至少，在那時以至現在，可以是的。一認真，便容易趨於激烈，發揚則送掉自己的命，沉靜著，又齧碎了自己的心。
這裏有一點小例子。——我們是隻有小例子的。
那時候，因為段祺瑞總理和他的幫閑們的迫壓，我已經逃到廈門，但北京的狐虎之威還正是無窮無盡。段派的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林素園，帶兵接收學校去了，演過全副武行之後，還指留著的幾個教員為“共產黨”。這個名詞，一向就給有些人以“辦事”上的便利，而且這方法，也是一種老譜，本來並不希罕的。但素園卻好像激烈起來了，從此以後，他給我的信上，有好一晌竟憎惡“素園”兩字而不用，改稱為“漱園”。同時社內也發生了衝突，高長虹從上海寄信來，說素園壓下了向培良的稿子，叫我講一句話。我一聲也不響。於是在《狂飆》上罵起來了，先罵素園，後是我。素園在北京壓下了培良的稿子，卻由上海的高長虹來抱不平，要在廈門的我去下判斷，我頗覺得是出色的滑稽，而且一個團體，雖是小小的文學團體罷，每當光景艱難時，內部是一定有人起來搗亂的，這也並不希罕。然而素園卻很認真，他不但寫信給我，敘述著詳情，還作文登在雜誌上剖白。在“天才”們的法庭上，別人剖白得清楚的麼?——我不禁長長的歎了一口氣，想到他隻是一個文人，又生著病，卻這麼拚命的對付著內憂外患，又怎麼能夠持久呢。自然，這僅僅是小憂患，但在認真而激烈的個人，卻也相當的大的。
不久，未名社就被封，幾個人還被捕。也許素園已經咯血，進了病院了罷，他不在內。但後來，被捕的釋放，未名社也啟封了，忽封忽啟，忽捕忽放，我至今還不明白這是怎麼的一個玩意。
我到廣州，是第二年——1927年的秋初，仍舊陸續的接到他幾封信，是在西山病院裏，伏在枕頭上寫就的，因為醫生不允許他起坐。他措辭更明顯，思想也更清楚，更廣大了，但也更使我擔心他的病。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本書，是布麵裝訂的素園翻譯的《外套》。我一看明白，就打了一個寒噤：這明明是他送給我的一個紀念品，莫非他已經自覺了生命的期限了麼?
我不忍再翻閱這一本書，然而我沒有法。
我因此記起，素園的一個好朋友也咯過血，一天竟對著素園咯起來，他慌張失措，用了愛和憂急的聲音命令道： “你不許再吐了！”我那時卻記起了伊孛生的《勃蘭特》。他不是命令過去的人，從新起來，卻並無這神力，隻將自己埋在崩雪下麵的麼?……
我在空中看見了勃蘭特和素園，但是我沒有話。
1929年5月末，我最以為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 園談了天。他為了日光浴，皮膚被曬得很黑了，精神卻並不萎頓。我們和幾個朋友都很高興。但我在高興中，又時時夾著悲哀；忽而想到他的愛人，已由他同意之後，和別人訂了婚；忽而想到他竟連介紹外國文學給中國的一點誌願，也怕難於達到；忽而想到他在這裏靜臥著，不知道他自以為是在等候痊愈，還是等候滅亡；忽而想到他為什麼要寄給我一本精裝的《外套》?……
壁上還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大畫像。對於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殘酷到了冷靜的文章。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個個拉了不幸的人來，拷問給我們看。現在他用沉鬱的眼光，凝視著素園和他的臥榻，好像在告訴我：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裏的不幸的人。
自然，這不過是小不幸，但在素園個人，是相當的大的。
1932年8月1日晨五時半，素園終於病歿在北平同仁醫院裏了，一切計畫，一切希望，也同歸於盡。我所抱憾的是因為避禍，燒去了他的信劄，我隻能將一本《外套》當作惟一的紀念，永遠放在自己的身邊。
自素園病歿之後，轉眼已是兩年了，這其間，對於他，文壇上並沒有人開口。這也不能算是希罕的，他既非天才，也非豪傑，活的時候，既不過在默默中生存，死了之後，當然也隻好在默默中泯沒。但對於我們，卻是值得記念的青年，因為他在默默中支持了未名社。
未名社現在是幾乎消滅了，那存在期，也並不長久。然而自素園經營以來，紹介了果戈理(N．Gogol)，陀思妥也夫斯基 (F．Dostoevsky)，安特列夫(L．Andreev)，紹介了望·藹覃 (F．VanEeden)，紹介了愛倫堡(I．Fhrenburg)的《煙袋》和拉夫列涅夫(B．Lavrenev)的《四十一》。還印行了《未名新集》，其中有叢蕪的《君山》，靜農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華夕拾》，在那時候，也都還算是相當可看的作品，事實不為輕薄陰險小兒留情，曾幾何年，他們就都已煙消火滅，然 而未名社的譯作，在文苑裏卻至今沒有枯死的。
是的．但素園卻並非天才，也非豪傑，當然更不是高樓的尖頂，或名園的美花，然而他是樓下的一塊石材，園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國第一要他多。他不入於觀賞者的眼中，隻有建築者和栽植者，決不會將他置之度外。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於是無聊之徒，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現在我以這幾千字記念我所熟識的素園，但願還沒有營私肥己的處所，此外也別無話說了。
我不知道以後是否還有記念的時候，倘止於這一次，那麼，素園，從此別了!
1934年7月16之夜
想要成為尊貴的人，在於任用賢能；想要成為神聖的人，在於使眾人齊心協力。
追憶中山先生●蔣夢麟我在此文中所要講的，隻是我與中山先生個人關係中的幾件小事。
先生從事革命時，我還隻是一個學生。雖然對於革命很有興趣，但因學業關係，行動上並未參加。1908年(光緒末年)我到舊金山卜技利加州大學讀書，那時先生時時路過舊金山，但直到 1909年(宣統元年)某日，我才有機會與先生見麵。見麵地點是舊金山唐人區Stockton街一個小旅館裏，那一天晚上由一位朋友介紹去見先生。這位朋友就是湖北劉麻子，即朋友們都叫他麻哥的劉成禺(禺生)先生。我和他是加州大學同學，又同是舊金山《大同日報》的主編。《大同日報》是中山先生的機關報，因這關係，所以與先生很容易見麵。麻哥為人很有趣味，喜歡講笑話。中山先生亦戲稱其為麻哥而不名。中山先生雖不大說笑話，但極愛聽笑話，每聽笑話，常表示欣賞的態度。
第一次在Stockton街謁見先生，所談多為中國情形，美國時事．若幹有關學術方麵的事情，詳細已不能記憶。其餘則為麻哥的笑話，故空氣極輕鬆愉快。中山先生第一次給我的印象是意誌堅強、識見遠大、思想周密、記憶力好，對人則溫厚和藹，雖是第一次見麵，使人覺得好像老朋友一樣。大凡曆史上偉大人物往往能令人一見如故，所以我與中山先生第一次見麵是很不正式的，很隨便的。
此後，先生在舊金山時，因報紙關係，時時見麵。武昌起義時，我尚在報館撰文，劉亦在。而先生來，謂國內有消息，武昌起義了。聞訊大家都很高興，約同去吃飯，一問大家都沒錢，經理唐瓊昌先生謂他有，遂同去報館隔壁江南樓吃飯。談得很多，亦極隨便。大家偶然講起《燒餅歌》事，中山先生謂劉基所撰一說是靠不住的，實洪秀全時人所造。又連帶講到劉伯溫的故事。一次，明太祖對劉基說：“本來是沿途打劫，哪知道弄假成真。”劉謂此話講不得，讓我看看有沒有人竊聽，朝外麵一看，隻一小太監。問之，但以手指耳，複指其口，原來是個耳聾口啞的人。於是這小太監得免於死。大家聽了大笑。
我講這些話，不過要青年知道許多偉大人物不是不可親近的，亦與我們一樣極富人情味的。所謂“聖人不失赤子之心”，就是此意。
過了幾天，先生動身經歐返國。臨行時把一本Robert’ s ParliamentaryLaw交給我，要我與麻哥把它譯出來，並說中國人開會發言，無秩序，無方法。這本書將來會有用的。我和劉沒有能譯，後來還是先生自己譯出來的。這就是《民權初步》。原書我帶到北平，到對日抗戰時遺失了。先生時時不忘學術，經常手不釋卷，所以他知識廣博。自1909年至1911年期間與先生見麵時，所討論的多屬學問方麵的問題。
1917年至1919年期間，在滬與先生複經常見麵。幾乎每晚往馬利南路孫公館看先生及夫人。此時，先生正著手起草英文《實業計劃》，並要大家幫他趕寫。我邀同餘日章先生幫先生撰寫。每草一章，即由夫人用打字機打出。我與胡展堂、朱執信、廖仲愷、陳少白、戴季陶、張溥泉、居覺生、林子超、鄒海濱諸先生，即於此時認識。
有一時期，季陶先生想到美國去讀書，托我向先生請求。先生說：“老了，還讀什麼書。”我據實報告戴先生。戴先生就自己去向先生請求。先生說：“好，好，你去。”一麵抽開屜鬥，拿出 一塊銀洋給季陶先生說：“這你拿去做學費吧。”季陶先生說：“先生給我開玩笑吧?”先生說：“不，你到虹口去看一次電影好了。”
先生平生不喜食肉，以蔬菜及魚類為常食。一日席間，我笑語先生是Fishtarian，先生笑謂以Fishtarian代替Vegetarian，很對。
1919年，五四運動發生。北大校長蔡孑民先生離平南來，北大學生要他回去。他要我去代行校務。我於到平後不久，即收到先生一信。其中有句話，到現在還記得，那就是：“率領三千子弟，助我革命。”以後，我常住北平，唯有事南下，必晉謁先生。
北平導淮委員會繪有導淮詳細地圖。我知先生喜研工程，因設法一張帶滬送予先生。先生一見即就地板上攤開，席圖而坐，逐步逐段，仔細研究。該圖以後即張掛於先生書房牆上。
杜威先生來華，我曾介紹去見先生，討論知難行易問題。西方學者都知道這個道理，所以他們談得很投機。杜威先生是個大哲學家，但亦是極富人情味的，有時講一兩句笑話，先生則有時講一兩句幽默風趣話。他倆的會見，給我的印象是極有趣味的。
1921年，太平洋會議在美舉行。上海各界不放心北京政府。上海商會、教育會、全國商業聯合會等各團體推我與餘日章兩人以國民代表身份前往參加。我因欲取得護法政府之同意，赴粵謁先生。先生欣然同意我等參加，並即電美華僑一致歡迎。那時北京政府想要妥協，是我們聯合一批朋友共同反對阻止的。
1922年，於太平洋會議後取道歐洲返國。先到粵複命，並電告先生。至港，見郭複初先生乘輪來接，始知陳炯明叛變，先生避難艦上，無法晉謁，因由港返滬。
1924年，先生為求南北統一北上。餘至天津張園謁見，告以段執政對善後會議無誠意。先生說：“那末我們要繼續革命。”先生到平以後，一直臥病。我聞訊趕到，先生已不能言語了。1925年3月12日在北平鐵獅子胡同顧少川先生宅逝世。
先生在北平協和醫院臥病時，有中醫陸仲安曾以黃芰醫好胡適之先生病。有人推薦陸為先生醫。先生說他是學西醫的，他知道中醫靠著經驗也能把病醫好，西醫根據科學有時也會醫不好，但西醫之於科學如船之有羅盤，中醫根據經驗如船之不用羅盤，用羅盤的有時會到不了岸，不用羅盤的有時也會到岸，不過他還是相信羅盤。
以上所敘，是我個人所知道的關於先生的幾件日常瑣事。自舊金山小客棧開始，一直到先生在平逝世為止，所記都是小事，但從這許多小事裏，或者可以反映當年一部分大事。
卿相得不到大家的擁護，是國家的危險；大臣不同心合力，是國家的危險。
追悼誌摩●胡適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再別康橋》)
誌摩這一回真走了!可不是悄悄的走。在那淋漓的大雨裏，在那迷濛的大霧裏，一個猛烈的大震動，三百匹馬力的飛機碰在一座終古不動的山上，我們的朋友額上受了一個致命的撞傷，大概立刻失去了知覺，半空中起了一團大火，像天上隕了一顆大星似的直掉下地去。我們的誌摩和他的兩個同伴就死在那烈焰裏了。
我們初得著他的死信，卻不肯相信，都不信誌摩這樣一個可愛的人會死得這麼慘酷。但在那幾天的精神大震撼稍稍過去之後，我們忍不住要想，那樣的死法也許隻有誌摩最配。我們不相信誌摩會“悄悄的走了”，也不忍想誌摩會是一個“平凡的死”，死在天空之中，大雨淋著，大霧籠罩著，大火焚燒著，那撞不倒的山頭在旁邊冷眼瞧著，我們新時代的新詩人，就是要自己挑一種死法，也挑不出更合適，更悲壯的了。
誌摩走了，我們這個世界裏被他帶走了不少的雲彩。他在我們這些朋友之中，真是一片最可愛的雲彩，永遠是溫暖的顏色，永遠是美的花樣，永遠是可愛。他常說：
我不知道風
是在哪一個方向吹——
我們也不知道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可是狂風過去之後，我們的天空變慘淡了，變寂寞了，我們才感覺我們的天上的一片最可愛的雲彩被狂風卷去了，永遠不回來了!
這十幾天裏．常有朋友到家裏來談誌摩，談起來常常有人痛哭。在別處痛哭他的，一定還不少。誌摩所以能使朋友這樣哀念他，隻是因為他的為人整個的隻是一團同情心，隻是一團愛。葉公超先生說，
他對於任何人，任何事，從未有過絕對的怨恨，甚至於無意中都沒有表示過一些憎嫉的神氣。
陳通伯先生說，
尤其朋友裏缺不了他。他是我們的連索，他是粘著性的，發酵性的。在這七八年中，國內文藝界裏起了不少的風波，吵了不少的架，許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得不能見麵。但我沒有聽見有人怨恨過誌摩。誰也不能抵抗誌摩的同情心，誰也不能避開他的粘著性。他才是和事的無窮的同情，使我們老，他總是朋友中間的“連索”。他從沒有疑心，他從不會妒忌。使這些多疑善妒的人們十分慚愧，又十分羨慕。
他的一生真是愛的象征，愛是他的宗教，他的上帝。
我攀登了萬仞的高岡，
荊棘紮爛了我的衣裳，
我向飄渺的雲天外望——
……
上帝，我望不見你!
我在道旁見一個小孩子：
活潑，秀麗，襤褸的衣衫；
他叫聲“媽”，眼裏亮著愛——
上帝，他眼裏有你!
(《他眼裏有你》)
誌摩今年在他的《猛虎集自序》裏，曾說他的心境是“一個曾經有單純信仰的流入懷疑的頹廢”。這句話是他最好的自述。他的人生觀真是一種“單純信仰”，這裏麵隻有三個大字：一個是愛，一個是自由，一個是美。他夢想這三個理想的條件能夠會合在一個人生裏，這是他的“單純信仰”。他的一生的曆史，隻是他追求這個單純信仰的實現的曆史。
社會上對於他的行為，往往有不諒解的地方，都隻因為社會上批評他的人不曾懂得誌摩的“單純信仰”的人生觀。他的離婚和他的第二次結婚，是他一生最受社會嚴厲批評的兩件事，現在誌摩的棺已蓋了，而社會上的議論還未定。但我們知道這兩件事的人，都能明白，至少在誌摩的方麵，這兩件事最可以代表誌摩的單純理想的追求。他萬分誠懇的相信那兩件事都是他實現那“美與愛與自由”的人生的正當步驟。這兩件事的結果，在別人看來，似乎都不曾能夠實現誌摩的理想生活，但到了今日，我們還忍用成敗來議論他嗎?
我忍不住我的曆史癖，今天我要引用一點神聖的曆史材料，來說明誌摩決心離婚時的心理。民國十一年三月，他正式向他的夫人提議離婚，他告訴她，他們不應該繼續他們的沒有愛情沒有自由的結婚生活了，他提議“自由之償還自由”，他認為這是“彼此重見生命之曙光，不世之榮業”。他說：
故轉夜為日，轉地獄為天堂，直指顧間事矣。……真生命必自奮鬥自求得來，真幸福亦必自奮鬥自求得來，真戀愛亦必自奮鬥自求得采!彼此前途無限，……彼此有改良社會之心，彼此有造福人類之心，其先自作榜樣，勇決智斷，彼此尊重人格， 自由離婚，止絕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這信裏完全是青年的誌摩的單純的理想主義，他覺得那沒有愛又沒有自由的家庭是可以摧毀他們的人格的，所以他下了決心，要把自由償還自由，要從自由求得他們的真生命，真幸福，真戀愛。
後來他回國了，婚是離了，而家庭和社會都不能諒解他。最奇怪的是他和他已離婚的夫人通信更勤，感情更好。社會上的人更不明白了。誌摩是梁任公先生最愛護的學生，所以民國十二年任公先生曾寫一封很懇切的信去勸他。在這信裏，任公提出兩點：
其一，萬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樂。弟之此舉，其於弟將來之快樂能得與否，殆茫如捕風，然先已予多數人以無量之苦痛。
其二，戀愛神聖為今之少年所樂道。……茲事蓋可遇而不可求。……況多情多感之人，其幻想起落鶻突，而得滿足得寧帖也極難。所夢想之神聖境界恐終不可得，徒以煩惱終其身已耳。
任公又說：
嗚呼誌摩!天下豈有圓滿之宇宙?……當知吾儕以不求圓滿為生活態度，斯可以領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於不可必得之夢境，挫折數次，生意盡矣，鬱邑
佗傺以死，死為無名，死猶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
而墮落至不複能自拔。嗚呼誌摩，可無懼耶!可無懼
耶!(十二年一月二日信)
任公一眼看透了誌摩的行為是追求一種“夢想的神聖境界”，他料到他必要失望，又怕他少年人受不起幾次挫折，就會死，就會墮落，所以他以老師的資格警告他：“天下豈有圓滿之宇宙?”
但這種反理想主義是誌摩所不能承認的。他答複任公的信，第一不承認他是把他人的苦痛來換自己的快樂。他說：
我之甘冒世之不韙，竭全力以鬥者，非特求免凶慘之苦痛，實求良心之安頓，求人格之確立，求靈魂之救度耳。
人誰不求庸德?人誰不安現成?人誰不畏艱險?然且有突圍而出者，夫豈得已而然哉?
第二，他也承認戀愛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他不能不去追求，他說：
我將於茫茫人海中訪我唯一靈魂之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他又相信他的理想是可以創造培養出來的。他對任公說：
嗟夫吾師!我嚐奮我靈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熱滿之心血，朗照我深奧之靈府。而庸俗忌之之，輒欲麻木其靈魂，搗碎其理想，殺滅其希望，汙毀其純潔!我之不流入墮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汙，其幾亦微矣!
我今天發表這三封不曾發表過的信，因為這幾封信最能表現那個單純的理想主義者徐誌摩。他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須有愛，必須有自由，必須有美；他深信這種三位一體的人生是可以追求的，至少是可以用純潔的心血培養出來的。——我們若從這個觀點來觀察誌摩的一生，他這十年中的一切行為就全可以了解了。我還可以說，隻有從這個觀點上才可以了解誌摩的行為；我們必須先認清了他的單純信仰的人生觀，方才認得清誌摩的為人。
誌摩最近幾年的生活，他承認是失敗。他有一首《生活》的詩，詩是暗慘的可怕：
陰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條甬道：
一度陷入，你隻可向前，
手捫索著冷壁的粘潮，
在妖魔的髒腑內掙紮，
頭頂不見一線的天光，
這魂魄，在恐怖的壓迫下，
除了消滅更有什麼願望?
(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他的失敗是一個單純的理想主義者的失敗。他的追求，使我們慚愧，因為我們的信心太小了，從不敢夢想他的夢想。他的失敗，也應該使我們對他表示更深厚的恭敬與同情，因為偌大的世界之中，隻有他有這信心，冒了絕大的危險，費了無數的麻煩，犧牲了一切平凡的安逸，犧牲了家庭的親誼和人間的名譽，去追求，去試驗一個“夢想之神聖境界”，而終於免不了慘酷的失敗，也不完全是他的人生觀的失敗。他的失敗是因為他的信仰太單純了，而這個現實世界太複雜了，他的單純的信仰禁不起這個現實世界的摧毀；正如易卜生的詩劇Brand裏的那個理想主義者，抱著他的理想，在人間處處碰釘子，碰得焦頭爛額，失敗而死。
然而我們的誌摩“在這恐怖的壓迫下”，從不叫一聲“我投降了”!他從不曾完全絕望，他從不曾絕對怨恨誰。他對我們說：
你們不能更多的責備。我覺得我已是滿頭的血水，能不低頭已算是好的。(《猛虎集自序》)
是的，他不曾低頭。他仍舊昂起頭來做人；他仍舊是他那一團的同情心，一團的愛。我們看他替朋友做事，替團體做事，他總是仍舊那樣熱心，仍舊那樣高興。幾年的挫折，失敗，苦痛，似乎使他更成熟了，更可愛了。
他在苦痛之中，仍舊繼續他的歌唱。他的詩作風也更成熟了。他所謂“初期的洶湧性”固然是沒有了，作品也減少了；但是他的意境變深厚了，筆致變淡遠了，技術和風格都更進步了。這是讀《猛虎集》的人都能感覺到的。
誌摩自己希望今年是他的“一個真正的複活的機會”。他說：
抬起頭居然又見到天了。眼睛睜開了，心也跟著開始了跳動。
我們一班朋友都替他高興。他這幾年來想用心血澆灌的花樹也許是枯萎的了；但他的同情，他的鼓舞，早又在別的園地裏種出了無數的可愛的小樹，開出了無數可愛的鮮花。他自己的歌唱有一個時代是幾乎消沉了；但他的歌聲引起了他的園地外無數的歌喉，嘹亮的唱，哀怨的唱，美麗的唱。這都是他的安慰，都使他高興。
誰也想不到在這個最有希望的複活時代，他竟丟了我們走了!他的《猛虎集》裏有一首詠一隻黃鸝的詩，現在重讀了，好像他在那裏描寫他自己的死，和我們對他的死的悲哀：
等候他唱，我們靜著望，
怕驚了他。但他一展翅，
衝破濃密，化一朵彩雲：
他飛了，不見了，沒了——
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熱情。
誌摩這樣一個可愛的人，真是一片春光，一團火焰，一腔熱情。現在難道都完了?
決不!決不!誌摩最愛他自己的一首小詩，題目叫做“偶然”，在他的《卞昆岡》劇本裏，在那個可愛的孩子阿明臨死時，那個瞎子彈著三弦，唱著這首詩：
我是天空裏的一片雲，
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訝異，
更無需歡喜——
在轉瞬間消滅了蹤影。
你我相逢在黑暗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記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朋友們，誌摩是走了，但他投的影子會永遠留在我們心裏，他放的光亮也會永遠留在人間，他不曾白來了一世。我們有了他做朋友，也可以安慰自己說不曾白來了一世。我們忘不了，和我們
在那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1920年12月3日夜
聯合起來就會強盛，孤立就會弱小。
憶熊十力先生●梁漱溟1912年我任北京大學講席時，忽接得熊先生從天津南開中學寄來一明信片，略雲：你在《東方雜誌》上發表的《究元決疑淪》一文，我見到了，其中罵我的話卻不錯；希望有機會晤麵仔細談淡。不久，各學校放暑假，先生到京，借居廣濟寺內，遂得把握快談——此便是彼此結交端始。
事情的緣起，是民國初年梁任公先生主編的《庸言》雜誌某朗，刊出熊先生寫的劄記內有指斥佛家的話。他說佛家談空，使人流蕩失守，而我在《究元決疑論》中則評議古今中外諸子百家，獨推崇佛法，而指名說：此士凡夫熊升恒……愚昧無知雲雲。
因此，見麵交談，一入手便是討論佛氏之教，其結果便是我勸他研究佛學，而得他同意首肯。不多日，熊先生即出京回德安去了。
1920年(民國九年)暑期我訪問南京支那內學院，向歐陽竟無大師求教，同時即介紹熊先生入院求學，熊先生的佛學研究由此開端。他便是從江兩德安到南京的。附帶說，此次或翌年，我還先後介紹了王恩洋，朱謙之兩人求學內院。朱未久留即去；王則留下深造．大有成就，後此曾名揚海外南洋雲。
我入北大開講印度哲學始於1917年，後來增講佛家唯識之學，寫出《唯識述義》第一第二兩小冊。因顧慮自己有無知妄談之處，未敢續出第三冊。夙仰內學院擅講法相唯識之學，征得蔡校長同意，我特赴內學院要延聘一位講師北來。初意在聘請呂秋逸(澂)君，惜歐陽先生以呂為他最得力助手而不肯放。此時熊先生住內學院約計首尾有三年(1920年至1922年)，度必飫聞此學，我遂改計邀熊先生來北大主講唯識。
豈知我設想者完全錯了!錯在我對熊先生缺乏認識。我自己小心謹慎，唯恐講錯了古人學問，乃去聘請內行專家；不料想熊先生是才氣橫溢的豪傑，雖從學於內學院而思想卻不因襲之。一到北大講課就標出《新唯識論》來，不守故常。恰恰大反乎我的本意。事情到此地步，我束手無計。好在蔡校長從來是兼容並包的，亦就相安下去。
熊先生此時與南京支那內學院通訊中，竟然揭陳他的新論，立刻遭到駁斥。彼此論辯往複頗久，這裏不加敘述。我自審無真知灼見，從來不敢讚一詞。
計從1922年熊先生北來後，與從遊於我的黃艮庸王平叔等多人，朝夕同處者曆有多年。1924年夏我辭北大，應邀去山東曹州講學，先生亦辭北大同往；翌年我偕諸友回京，先生也是同回的。居處每有轉移，先生與我等均相從不離，其事例不必悉數。然而蹤跡上四十年間雖少有別離，但由於先生與我彼此性格不同，雖同一傾心東方古人之學，而在治學談學上卻難契合無間。先生著作甚富，每出一書我必先睹。我讀之，曾深深歎服，摘錄為《熊著選粹》一冊以示後學。但讀後，必有不謂然者複甚多，感受殊不同。於是寫出《讀熊著各書書後》一文甚長，縷縷陳其所見!
如我所見，熊先生精力壯盛時，不少傳世之作。比及暮年則意氣自雄，時有差錯，藐視一切，不惜詆斥昔賢。例如《體用論》、《明心篇》《乾坤演》，即其著筆行文的拖拉冗複，不即征見出思想意識的誠服崇敬，又或指摘之，而慨歎其荒唐，要皆忠於學術也。學術天下公器，忠於學術即吾所以忠於先生。吾不敢有負於四十年交誼也。
1983年4月23日於北京
一千人同心，就能會發揮一千人的力量；一萬人不同心，就連一個人的力量效果都沒有。
悼念王少卿●梅蘭芳1957年10月間我從西安到洛陽演出，為我操琴的王少卿同誌突然患吐瀉症，找醫生來診治，吃了些西藥，吐瀉就止住了。這時，我因為要參加中國勞動人民代表團到蘇聯慶祝十月革命節，中止了旅行演出，趕回北京隨同代表團出國。少卿趁此休息的機會，就找醫生治療腸胃病，吃中藥，打金針，總未見效，嘔吐腹瀉反而加重了。我的愛人福芝芳關心他的病狀，一再勸他到協和醫院檢查。從愛克司線查出腸內栓塞，需要開刀。那時他已經不大能進飲食，就由協和的外科大夫用手術割治，斷定是一種惡性癌病，大夫特地告訴我們：“凡是眼睛看得到的，手摸得著的，我們都給他割掉了，但癌的餘毒已經蔓延，怕要複發，我們不便對病人直說，請你們通知他的家屬。”我們聽了，十分難受。今春我赴京外旅行演出，他還掙紮著要同去，我們隻得勸他在家靜養，等病好了隨後來。6月下旬我們回到北京，他已非常瘦弱，不能起床。7月1日十三陵水庫落成的那天，我為勞動模範作慰問演出後回家，得到王少卿同誌逝世的噩耗。一位和我合作了將近四十年的老戰友，竟被萬惡的癌症奪去了生命，使我悲悼萬分!我現在以極其沉痛的心情來介紹他在藝術上的卓越成就。
少卿幼年繼承家學，唱過老生，是名教師賈麗川的學生。後來喜愛胡琴，不斷鑽研，並向前輩學習。因為他生長在戲曲藝術氣氛極其濃厚的環境中，耳濡目染，所接觸到的都是戲曲界的名 演員和名樂帥，所以他的胡琴從開始就受到很好的影響，打下了穩固的基礎。
他十九歲那年，正式出台為他父親王風卿先生伴奏胡琴。風卿先牛唱的是汗桂芬先生一派，像《文昭關》這出戲就不容易拉。伍子胥複仇救國的心情，不但要在演員的悲壯聲腔和激越神情上表達出來，而胡琴的襯、托、墊、補也應該為演唱者增加強烈的氣氛。一般有經驗的琴師對這出戲尚且感到不易措手，而少卿以一個初出茅廬的小琴師由於具有耳快、心快、手快的天才，卻居然能夠應付裕如。當時場麵上的前輩都讚許他是後起之秀，前途未可限量。
1923年，我排演《西施》，當時我感覺到，京戲的主要伴奏樂器隻有一把胡琴，顯得有些單調，要想使它豐富一些，就采用了古樂中的大小忽雷以及我們自己創製的各種形式的弦樂器，經過試驗，效果都不夠好，最後覺得隻有“二胡”比較柔和。二胡是南方的樂器，過去京劇舞台上，隻有像《蕩湖船》等屬於灘簧係統的小戲裏才用它伴奏，一般京劇裏是沒有用過的。我們決定把它加進去，就由少卿擔任二胡伴奏。在當年，場麵上加進一件樂器，是一樁引人注意的事，少卿和我的琴師徐蘭沅先生互相切磋研究，在這兩種樂器的演奏方法上，做了縝密的安排組織。例如胡琴和二胡相差八度的關係上和繁簡單雙的交錯配合上，都是通過不斷實驗而達到相得益彰的地步。 《西施》演出後，當時有一部分較為保守的觀眾，曾用諷刺性的文字來反對這個新的創舉，把它說成是“破壞成規”和“靡靡之音”。場麵上的內行也認為二胡的聲音掩蓋了彈撥樂器的音響。但這些論調抵不過廣大觀眾的日益歡迎，因此很快地就在各劇團當中得到推廣。幾年之後，大部分的旦角戲裏都采用了二胡伴奏。二胡運用到京劇場麵裏來，少卿不但是創始者，而且在托腔方麵也起了示範作用。抗戰前，我所灌的唱片，都是徐蘭沅先生拉的胡琴，少卿拉的二胡，至今為內外行所一致稱讚，說他們是珠聯璧合。
大家都知道我當年喜歡排演新戲，每排一出新戲，首先要解決的是如何編製唱腔，少卿在這方麵給我的幫助最大。我們在集體創造過程當中，徐先生是經驗豐富，見聞淵博，少卿是思想敏捷，往往能夠獨出新意，敢於創造。經驗告訴我們：有些唱腔在小聲試拍時，聽上去很好，到了台上並不合乎理想；相反的，有些腔在低唱時並不出色，到了台上反而很能動聽。有時候由少卿操琴，我在屋裏唱，徐先生到院子裏去聽，用這種方法來判斷這段唱腔是否完美；也有我唱的時候，就發現一些問題，然後三個人再一起研究進行修改。總之，少卿所設計的新腔，基本上都是能夠適用的，並且還有突出的地方，例如《生死恨》末場，他主張用［四平調］，有人認為這種調子不適用於悲劇的高潮中，而他很堅持，同時他對編劇執筆的許姬傳同誌說：“請您在寫詞兒的時候，盡量用長短句，越是參差不齊，越能出好腔。”劇詞編成之後，經他在唱腔的安排上很巧妙地把反調與正調交錯使用，表達出韓玉娘如泣如訴的哀怨情緒，連我這個扮演者都被這種淒楚宛轉的唱腔所感動了。
少卿為我伴奏胡琴，是1948年開始的。我在抗戰時期停止了八年演唱，後來重登舞台，就覺得在唱時氣力運用不如從前，因此我在換氣、偷氣方麵下了工夫，和當年有很多不同之處，少卿能體會到這一點，在托腔時盡量使我不感到吃力。1953年的春天．我在天津工人文化宮演出，有一天演《別姬》，那天唱得很痛快。散戲後，我對少卿說：“今天感到調門高一些。”他說：“這一陣子我覺得您的嗓音很有富餘，所以給您長了一點。自從去年由東北回來到現在為止，您已經長了一個調門，但我是一步一步試著給你長的，您已經六十歲了，不能不多加小心。”以上這些，可見他在工作中，對於我的表演隨時密切注意著，根據實際情況來伸縮運用，使我能夠順利地完成任務。
少卿的指法、弓法，是深厚靈活兼而有之，有力量，有氣派。他常對我說：“每個音都要按得‘鼓’起來，才有彈性，顯 得圓滿好聽。為什麼有些人會拉‘蹩’了呢?這就是由於指、腕的力量沒有找到重心，所以聽上去覺得呆板單調。”還有，操琴者講究帶字，譬如拉一個“工”字，能夠借出別的音，就顯得豐富有味，但要帶得自然，如果為帶字而帶字，拖泥帶水，堆砌臃腫，就沒有意義了。少卿在這一點上是做得不多不少，幹淨大方。他的伴奏技巧，並不專在一字一音的細節上著眼，而是從整體出發，巧妙地烘托著唱腔的韻味，表現了精力彌滿，大氣磅礴的風格。
少卿的胡琴，在掌握速度方麵也是有獨到之處的。他有兩句話最能說明這個問題，他說：“慢不等於‘墜’，快不等於‘慌’。”這就是行話所謂“坐得住尺寸”。他不單是唱腔托得好，就連拉個牌子如《醉酒》裏的［柳搖金］和《別姬》裏的［夜深沉］，也的確起著輔佐烘托的作用，增強了舞蹈氣氛。總起來說，他在快的時候是從容勻淨，慢的時候是緊湊綿密，特別是由快轉慢、由慢轉快的時候，都能夠銜接無痕，使演唱者得以盡量發揮，毫無顧慮，達到血肉相連、舒暢和諧的境界。
少卿曾對我說：“我們在台上合作了這麼多年，有時候唱的、拉的、打的幾方麵的心氣都碰在一起了，這一出戲拉完了，那種痛快的心情是難以形容的，但這種境界也不是每次都有的，還有時候想要格外賣力討好，反倒顯得矜持而不自然。”他這幾句都是從甘苦中得來的，我也何嚐沒有這種感覺呢?因為京劇的各種腔調，雖然有板位嚴謹地管住它，但這裏麵的快慢盡寸，抑揚頓挫，還是要由演員根據劇情的要求來靈活運用，不是千篇一律的。如果鼓師、琴師對演員的表演、歌唱不熱悉，就很難恰當地表達出劇中人的情感來。
少卿的胡琴藝術，是繼承梅雨田(我的伯父)、孫佐臣兩位大師的琴藝而以一種新的麵貌出現的。他雖然尊重傳統，但不迷信前人，所以一開始就有自立門庭的誌願，他不斷地吸收了灤州影、大鼓的曲調，運用到京劇胡琴裏，豐富和發展了胡琴藝術，當時曾引起一部分內行的非議。其實他不是生搬硬套，而是能夠消化運用，有所抉擇取舍的。在初期他的創造中，當然不免有矜才使氣的地方，由於他的天資聰明和深入鑽研，使這些外來的曲調逐漸成為自己的東西，而聽眾的耳音也習慣了。在戲曲界他有許多學生和同好的傳播，影響也是不小的。解放後，有我所灌的唱片和電台保留的錄音膠帶，大家可以從這些資料裏聽到他的胡琴藝術已經由絢爛漸歸樸素，達到爐火純青的階段。今天，像他這樣富有創造力的戲曲音樂工作者，在培養下一代和示範演出等方麵，正可以做許多事情，卻不幸以惡疾終止了他的可貴的舞台生命，這不僅是我個人失去了一個好的合作者，也是京劇音樂界難以補償的損失。
少卿同誌雖死，廣大的聽眾還在想念他的精湛藝術。我希望從事京劇音樂的同誌們繼承他的遺誌，學習他大膽創造的精神，把藝術推向前進，為迎接社會主義建設高潮而努力!
父子不和睦，兄弟不諧調，即使想要富餘，也必然會貧困而日趨衰落。
誌摩是人人的朋友●方令孺再有什麼比這個消息更慘烈?這真像是處在迷離的夢境，不信誌摩會這樣忽然失去!不管他是在天上融化，或是摔碎在岩石上，那情景隻有他自己知道。唉，他帶著人類所有的創痛去了!今後再看不見誌摩，所有他的朋友，誰的心中不失去那蘊育著的和諧的韻調?所有知道他的年青人，誰不哀悼?隻有誌摩的心是永遠同年青人的心合攏，而以生命注挹的。昨天下午在淩叔華家裏。
沈性仁、張奚若夫人同叔華都在座，大家都哀悼誌摩。叔華說，幾年前他們有一個快雪會，是在雪天裏同很多朋友遊西山，後來誌摩做一篇文章紀遊，叔華把他這篇文章抄到一個本子上，頭一頁上寫一副對聯， (我不會背原文)意思是俯臨高處看溪壑裏的雲霧的景致，上麵戲題誌摩先生千古。這次誌摩將離北京的時候，叔華無意中給他看了，他還說， “哪就千古了呢?”。誰知道竟成讖語!他們都歎讚誌摩有溫存的性質，肯為朋友間的事盡心，並且他又是那樣有興致有毅力，能同世界的文藝活動銜接。
張奚若夫人垂淚說：“我們這一群人裏怎麼能缺少他呢!”沈性仁黯然，說，“這都是造化的安排!”
那時候，房裏已浸透了青藍的光，半輪冷月掛在帶幾片殘葉的樹枝上，一陣烏鴉飛過，一室的人都沉默了。
“人事真是無常嗎?”夢家來信這樣傷感。我想去年在南京看見誌摩，是比這時候早三個月的天氣吧，記得雖然感到一點秋意，可是在蔥蘢的梧桐樹上才綴上幾片黃葉，有一天剛上燈的時候，夢家，瑋德，同一個聰明的女孩子，在我家裏等著誌摩。一會他來了，穿一件灰色的長袍，那清俊的風致，使我立刻想到李長吉杜牧之一班古代的詩人。我們登園後的高台，看河水印著暮雲，誌摩同我家老仆談那一道古橋的曆史。晚上我們都在橘子色燈光下圍坐，誌摩斜靠著沙發，在柔和的神態中，講他在印度時的事。說，晚上睡在床上看野獸在月光下叢林裏亂跑，又有獐鹿繞著他臥床行走。那時候我們都忘記了自己——成年人的心——同孩子一樣笑樂。門外有一架藤蘿，他走的時候對我說：
“在冬天的夜裏，你靜靜地聽這藤蘿花子爆裂的聲音，會感到一種生命的力。”
其後我往來上海北京，總是看見他有靈活的精神，不衰的興致。對著他，這沉重的心減卻分量!所以有一次我給瑋德信上說，我們悄悄的看，誌摩背上不是也蹁躚著一雙小翅膀?想不到他真的在天上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