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個特殊的日子袁對我而言遙不是白色情人節袁因為忘不掉兩年前那朵枯萎的玫瑰袁為我遺留下的殘枝敗葉遙今天是個特殊的日子袁對我們而言遙不是圓周率日袁而是最適合朗誦辛波斯卡的日子遙這個風燭殘年的老婆子寫院野我們的時代仍未安穩堯健全到讓臉孔顯露平常的哀傷遙冶淵葉微笑曳冤當然袁她在寫她的時代遙她還說院野王冠的壽命比頭長遙手輸給了手套遙右腳的鞋打敗了右腳遙冶淵葉博物館曳冤要要給今天11歲，不是愛上魯迅的年紀，卻意外地迷戀上了他的東西。後來索性按照他的文風寫了一係列的文章，一部分交給了老師應付例行的周記作業，一部分被母親在無意間看見。前一部分讓我的本子上多了幾行鮮紅的批語，諸如：你還太小不適合談人性、不應該這麼悲觀、未來依舊美好者雲雲。後一部分讓母親因為我不期而至的早熟憂心忡忡，還特意安排了一次長談，我想是借此來診斷我的心理是否出了什麼問題。母親的舉動雖然如今看來完全可以理解，畢竟沒有一位母親希望自己的孩子從小就染上憤青的毛病，悲觀厭世到讀魯迅的文章擊掌稱快轉而寫些批判文章。可是那些鮮紅的批語卻成為心中的死結，終不可解。對於人性灰暗成分的剖析於我看來不過等同於對顯微鏡下細胞結構的觀察，了解繼而熟知並不是什麼值得詬病的事，更和年齡大小無關。若幹年後，我寫了篇不短的文章企圖論證“中國人的尊嚴”問題，核心意涵同王小波的《個人尊嚴》一書相似，不過添加些個人見聞和邏輯層麵的補正，發到網上之後卻意外遭到尖銳的反擊。其中一個留言讓人記憶猶新：“你以為自己是誰？魯迅嗎？”後麵緊跟著數不清的感歎號，滲透著讓人心寒的責難。攻擊文章的人大多是在校的大學生，他們並不講道理也懶得舉例論證，字眼中卻透露著不耐煩和蔑視的情緒，甚至還帶有讓人不解的人身攻擊。
最為可悲的不是一味的謾罵和不講道理，而是在閱讀之前就已經框定立場。在這樣一個立場分明、是非混淆的地界裏，邏輯是否縝密、文思是否順暢、言辭是否得當已經構不成評判一篇文章思想價值的主要因素，全權由“立場”來代言。於是，我們看見一群群懷抱著立場的人站在河對岸大聲呼喊、肆意責罵，卻看不見一條船能夠破浪前進，告訴你你的邏輯究竟哪裏不對。整場論證就如同馬戲團表演一樣嘩眾取寵，充滿奴性的味道。尤其當麵對所謂的政治敏感話題的時候，這些人便會故意放大音量，甚至呼朋引伴、氣勢洶洶，冠之以各種罪名。其中，最普遍的罪名之一莫過於“不愛國”。我來告訴你我什麼時候被警告過“不愛國”。我佩戴著“用烈士的鮮血染成的”紅領巾站在國旗下唱“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的時候，老師說你的聲音這麼小，是立場不堅定、不夠愛國的表現。我在電視機前為奧運會賽場上的美國選手向終點衝刺而鼓掌歡呼，以及當我在英國留學時沒有顯出任何“想家”跡象的時候，同學說我不夠愛國。
當我寫了那篇頗受爭議的文章想要探討中國人和英國人在對待個人尊嚴和國家尊嚴時所呈現的不同表征時，一位親戚幾乎歇斯底裏地朝我大喊：“有本事你就到國外去！一輩子不要回來！真是可悲！”我幾乎被這句話嚇到，驚愕錯亂之餘不免陷入沉甸甸的傷感之中。因為我從不曾因為害怕魚刺的存在而放棄吃魚，也沒有因為西瓜籽多而不再吃瓜，更不會因為家裏的下水道堵塞而選擇搬家。魚、西瓜和那個堵了下水道的房子都是我得以寄存自我的地方，我咒罵魚刺也好、討厭西瓜籽也罷，都不會構成我不再依賴它們的原因。這個道理，總還算說得通吧。
在大學的課堂上，一些無知無畏的與我一般大的同學站起來反駁老師的觀點。他們不同意書上將事件的原因歸咎於一時疏忽的看法。可是對學生提出的一切懷疑的慣常解釋是：中國這麼大，亂的了麼？中國有自己的特色！似乎這個國家就是一顆體形碩大的蘋果，結構複雜，不可揣摩。這隻大蘋果被蟲蛀了，咬一口滿嘴的苦澀，吃的人不免罵一句。可是蘋果商販卻對罵一句的品嚐者說：你瞧！這就是這種蘋果的特色，因為它實在是太大了！一個蠕蟲算得了什麼？這種邏輯你永遠無法反駁，因為蘋果之大人盡皆知，而蠕蟲的存在會被商販用各式的商標遮掩，表皮之下的腐爛隻有商販自己知道。我們隻能成了對著蘋果嘖嘖稱讚的“托”。沒有人不想做個歌頌者，尤其當蘋果艱難的生長和它並不算糟的品相讓我們心生憐憫之時。隻是我們不能就此成為一個永久的歌頌者。這無異於飄零在大地之上的看似光輝卻是背叛的異客。
曆史課本上，一段被割裂的年代，老師顧左右而言他閃爍其詞時，我相信沒有人不會懷疑我們所接受的東西真正的價值和真實。高中時，選擇讀文科之前，我問政治老師：我們哲學都學些什麼呢？要不要讀一讀尼采、叔本華或是康德？老師笑了笑說，不用，讀課本就夠了。原來學文科也不是那麼困難，學文科隻是某種程度上的危險。文科生管不住自己的嘴，就像理科生追求一道數學題的解一樣執拗，最後還不得不將自己淹沒在教條的廢墟裏。在高中的課本裏，“光榮革命”被一筆帶過，教輔書上的語氣是：這沒什麼值得驕傲的，更配不上光榮的名號。而法國大革命被大書特書，在彌漫著濃煙的巴士底獄前，前仆後繼的起義者不惜以弱小的生命為代價，宗教般的狂熱焚燒在那片焦土之上，高聳的牆壁顯出讓人熱血沸騰的悲壯。我們咀嚼著他人咀嚼過的曆史，還似在品咂著芬芳。讀大學之後，聽聞一位博士生導師招收了一位高中成績並不太好的學生。麵試的時候，他問她，你都讀過什麼書？知道什麼文學批評的理論？她說，我喜歡蘇珊·桑塔格，但我隻讀了個皮毛。他再深究，她便一概不知了。後來她幸運地入選。老師的理由讓人大跌眼鏡。他說，我不希望他們有太過堅實的知識儲備，因為很多儲備都需要由我們洗滌成一張白紙，才好讓他們重新認識這個世界。她就是一張白紙，已經是可以做學問的人了。得知理由的那一刻，灰飛煙滅之感從心底漫漾而生。
那現實呢？當一個島嶼上發生爭端的時候，我宿舍臨近的那條街上，一清早便湧滿了挑著紅色大橫幅的民眾，喊著讓人衝動卻也費解的口號，砸爛了沿街自家人開的商鋪，那些警察就握著電棍在人群中，冷眼旁觀。於是不得不學會沉默和同樣的冷眼旁觀，因為怕太過愛國和不愛國一樣，成了罪過。
我父輩的那個年代會不會好些呢？他們似乎是更晚地接受了讓自己感到悲傷的人生事實。的確，他們自己也常常懷疑我們為什麼不愁吃穿卻很少快樂。每天清晨，他們居住的大院裏的廣播裏都會傳出讓人鬥誌昂揚的歌聲和廣播員清脆的讀著新聞的嗓音。他們幾乎貧窮到一無所有，卻沒有為一件即將到來的事情感到過發愁。母親從小喜歡跳舞，可是因為跳舞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常常被他們的父輩視作不務正業而未能如願。但她如今依舊喜歡把他們那個年代的舞蹈跳給我看。邊唱邊跳：
“打倒四人幫，人民喜洋洋”，“要是革命，你就跟我來；要是不革命，就滾他媽的蛋！”，“新繕的房，雪白的牆，牆上掛著毛主席的像……”母親說，其實她當時不過15歲，根本不了解歌詞的內容，隻是有人帶著唱，她就樂顛顛地跟上。她還記得劉少奇被打倒的時候她被學校抽去做一個展覽的解說員，她一邊背著最高指示，一邊發自內心地義憤填膺。和她一起的同學也無不如此。隻是沒人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們隻是被要求這樣做，他們隻是覺得這樣做可以受到讚揚。這和漢娜·阿倫特的邏輯實在太過相似，讓人不由得懷疑曆史的巧合和人思維上無法克服的懶惰。
那個年代其實並沒有好到哪裏去。毛澤東去世的時候，整個公社都被哭喊聲淹沒。追悼會上，眾人淚流滿麵、哭天搶地。父親回憶起來，說他當時實在不敢相信：毛主席怎麼會死掉？他不是“萬壽無疆”麼？可是他真的死了，他們因為內心無法彌補的創傷和對外界的不信任加劇而痛哭流涕。我的母親在人群中卻哭不出來。她看見前方一個男生的頭發上因為哭得太過用力而沾滿了汗珠而笑出了聲。她用力憋住，因為她不想因此而被打成“反革命”。那是那個時代最為恥辱的事情。所以母親不得不裝出哭的樣子，不停顫抖著，甚至看起來可以比別人“哭”得更用力。母親當時和我現在差不多大，她沒有什麼特別的政治覺悟，也不懂得她所接受的東西的真真假假，她隻是安安全全地做她自己，在時代裹挾沙石而去的洪流中，在不可理解的生命之中。正如同辛波斯卡《烏托邦》一詩中寫的那樣：“正確的回答清除了島上的荊棘/美好的思想在這裏生根開花……如果有什麼懷疑/風也會把它吹散……右邊有一個洞穴/洞裏藏著人生的真諦，左邊一個池塘/塘裏睡著一個真誠的信仰，水上還漂浮著永恒的真理，穀地上也高懸著不可動搖的決心……”我相信烏托邦的虛幻無物、荒誕乖謬，隻是我不知道自己如今的境況究竟有多少好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