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萊爾仿佛一個野黑洞冶袁因為不滿周圍的黑暗便野汲取冶宇宙間全部的黑暗袁讓自己無限黑暗下去袁借此引起周圍的關注和反思遙北島則如一縷光袁當他覺得世界太無望的時候就試著燃燒自己袁在自己微弱的希望中尋找更多的希望袁並且因為更多希望的蓄積而愈發燃燒遙一個是徹底的決裂者和舍棄者袁一個是彷徨中的理想主義者遙法國19世紀象征派詩歌的先驅波德萊爾與中國當代朦朧派詩歌的代表北島生存在兩個迥異的國度和時代。雖然並無充足而確鑿的證據證明北島詩歌中的意象、情境及其創作軌跡摹仿或受波德萊爾影響的成分多寡，毋庸置疑的是兩位詩人內心或多或少懷有對於政治、所處環境及個體生命的極強的違抗力。為了擯除對於兩者狹隘的偏見和程式化的理解和解讀，本文通過對波德萊爾的詩集《惡之花》及其散文詩集《巴黎的憂鬱》和北島的詩文的文本分析和平行比較，結合筆者對於“漂泊”這一主題在詩歌創作中的理解，要分析兩者在這一母題下的異同和承繼。
一、漂泊者的啟程：波德萊爾與北島的憂鬱與懷疑現實的開始波德萊爾是一位一生都沉浸在憂鬱氣質中難以自拔的詩人。如果說①郭宏安，譯.波德萊爾美學論文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300.②波德萊爾，著.錢春綺，譯.惡之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175.③汪峰.解讀波德萊爾.當代小說，2004（9）：56.憂鬱與痛苦是詩人創作靈感生發的不朽源泉的話，大概也沒有幾位詩人能如他這般在短暫的生命裏將痛苦、憂愁和厭惡發揮到極致。其他詩人或是沒有駕馭這些醜的惡的事物的精神能力，或是沒有承擔其慘烈後果（如因其誠實而受人鄙夷和咒罵）的深沉的承受力和使命感。正如波德萊爾說：“愉快是美的最庸俗的飾物，而憂鬱才可以說是它的最光輝的伴侶。”①波德萊爾也曾在給母親的一封信中寫道：“如果有一個人年紀輕輕就識得憂鬱和消沉的滋味，那肯定就是我。”然而波德萊爾的憂鬱並非沒有緣由。1821年出生在巴黎之後的短短六年時間裏，其父過世、母親再嫁。中學期間適逢法國七月革命，1831年和1834年裏昂工人起義遭到殘酷鎮壓，後來那裏破敗的街區、肮髒的工廠和工人們悲慘的生活以及那整日彌漫著煙霧的天空成為他生活中無法躲避的一部分，也成為導致他“憂鬱”的源頭之一。日後在他沉湎於巴黎城近似病態的喧鬧和墮落之中時，他似乎感到生命在消耗自己；和其繼父的矛盾導致他離開家庭，開始流浪者的生活。編輯的拒絕發稿、債主的逼債、流浪的痛苦，讓他屢次企圖自殺。於是他將自己的全部絕望和近乎慘烈的自我折磨變成詩行間的惡劣和肮髒的生物，變成一種無可奈何卻又不失尊嚴的釋放。在其詩作《快樂的死者》中，他這樣感歎：“在充滿蝸牛的黏滑的土地裏/我想前去挖一個深深的墓坑/讓我能把我的老骨悠然橫陳/像水中的鯊魚，在遺忘中安息。”②有人評價說他“不斷地墮落，沒有悔恨——由於他自身的軟弱，他一次比一次沉入更深的墮落之中”，因此“他比憂愁更苦澀，比絕望更深沉，比厭倦更尖銳”。他的一切傑出的偉大都是因為“他要在破碎的希望中保留某種激烈緊張的東西”。③的確，原本正值（作此詩時①李斌.以北島為例談當代文學中理想主義的流浪意識.邢台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9，26（6）：92.②劉小楓.這一代人的怕和愛.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242.1851年，30歲）的詩人由於無法避免自己的墮落以及無法克製日益滋長的憂鬱，已經逐漸形成了一種近似漂泊無助感的孤寂心境並在日後的政治語境中不斷加劇。這對於我們理解他長期漂泊之中的心理狀態有一定幫助。
相比於波德萊爾在政治大背景和城市大環境下的極度孤獨、彷徨和憂鬱的心理狀態而言，北島初期的詩歌在中國當代政治風波中的存有批判和反思則顯得尤為強烈和徹底，而移居美國之後的詩歌又以極度懷鄉的孤獨感的抒發為主。生於1949年的北島和這個國家同齡，也承受著這個國家的建立和發展所必須經受的考驗。經曆了文革之後的北島寫下了著名的《回答》一詩，詩中的“我不相信”呐喊出了在那個喪失身份、秩序錯亂的時代中因為“從豪情壯誌地追尋自我到發現追尋自我的目標居然是巨大的人生錯位”，從而產生的“巨大的空缺和不安定感”。①劉小楓將這一代人稱為“四五”一代，他指出他們“從真誠的相信走向真誠的不相信”，並且已經出現“一無所信”的趨向。②和波德萊爾由於個人家庭壓力及個人秉性所造成的憂鬱和懷疑現實不同，北島的反叛心態主要是由政治大環境造成的，因此帶有極強的重塑自我的主動性。在日後被動的流亡與主動地探索自我與周遭的關係的一係列活動中，這種主動的懷疑和呐喊逐漸變為平和而冷峻的思索（在1988年遷居美國之後其詩歌中“漂泊”的主題愈發偏向鄉愁的抒發，後文將繼續闡述）。此外這種主動性的結果就是在反叛現實（神話的政治語境和既定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過程中逐漸走向對於重建新世界的關注。比如“其實難以想象的/並不是黑暗/而是早晨/燈光將怎樣延續下去”（《彗星》）。在重建其內心①錢超英.流散文學與身份研究——兼論海外華人華文文學闡釋空間的拓展.中國比較文學，2006（2）.世界的過程中，北島時常在其早期詩作中呐喊著“尋找”。比如“我們沒有失去記憶/我們去尋找生命的湖”（《走吧》）；“我尋找春天和蘋果樹……我尋找海岸的潮汐……我尋找砌在牆裏的傳說……”（《結局或開始——獻給遇羅克》）等。
可以說，波德萊爾和北島在對待各自潛意識中的“不相信”的態度是全然不同的。前者更多地將不相信轉化為一種深度的絕望，繼而憤怒地嗬斥所生存的世界和鄙視的環境，他詩句的醜陋是刻骨的、不堪的、讓人絕望的；後者則在這種懷疑的推動下，轉向溫婉的自我反思，他的詩句永遠充滿著迷茫、失落和不放棄追求的意味。
在我看來，波德萊爾仿佛一個“黑洞”，因為不滿周圍的黑暗便“汲取”宇宙間全部的黑暗，讓自己無限黑暗下去，借此引起周圍的關注和反思。北島則如一縷光，當他覺得世界太無望的時候就試著燃燒自己，在自己微弱的希望中尋找更多的希望，並且因為更多希望的蓄積而愈發燃燒。一個是徹底的決裂者和舍棄者，一個是彷徨中的理想主義者。
一堯在路上院野漂泊冶母題初探1.對於野漂泊冶內涵的理解我們如何定義“漂泊”？在海外華文文學語境下的“漂泊”可以理解為：“在外部的或散在的生活分布、與某種文化中心疏離、邊緣化的處境、狀態或人群”。①這一定義可以擴展至世界範圍內的漂泊者的境遇和心態。並用以解釋北島和波德萊爾兩位詩人在不同國度和不同時期經曆和①愛德華·薩義德.流放隨想.外國文藝·譯文，2005（6）.②北島.失敗之書.北島散文·自序.汕頭大學出版社，2004.體驗的漂泊感。此外，“漂泊感”所產生的痛苦及其緣由可以從愛德華·W·薩義德的陳述中獲得：“一個人，一旦發現自己身處地球某個別人看不見的角落，成了一個丟失了的陌生人，孤獨無助，語言不通，身份可疑，那份感覺才真夠叫痛苦”。①可以想見，因漂泊而產生的孤獨感的根源在於身份認同喪失造成的失落感。漂泊在這個意義上，既折磨著詩人同時也成就了詩人。
“我得感謝這些年的漂泊，使我遠離中心，脫離浮躁，讓生命真正沉潛下來。在北歐的漫漫長夜，我一次次陷入絕望，默默祈禱，為了此刻也為了來生，為了戰勝內心的軟弱。……漂泊是穿越虛無的沒有終點的旅行。經曆無邊的虛無才知道存在的有限意義。”②正如北島所概括的這樣，漂泊成為北島詩歌中貫穿始終的主題，也為其探尋自我價值、發掘迷茫背後的確定性提供了契機。這也許更好地解釋了北島在移居他鄉之後詩風的轉變，從激昂反叛和帶有強烈撞擊感的詞句變為更加冷靜睿智的對於人生的描摹和掌控。北島在迷失——尋找——再迷失——再尋找的循環中輪回自己的生命。比如，“汽笛長鳴不已/難道你還想數清/那棵梧桐樹上的烏鴉/默默地記住它們/仿佛憑借這點點蹤影/就不會迷失在另一場夢中”（《歸程》）；“祖國是一種鄉音/我在電話線的另一端/聽見了我的恐懼”（《鄉音》）；“休息吧，疲憊的旅行者/受傷的耳朵/暴露了你的尊嚴”（《在天涯》）等。憂鬱的詩人在潛意識中懷有一種對於漂泊的“天啟式”的渴求，他對於啟蒙意識的崇尚和思考也恰恰印證了這種渴求的源頭：即追求自我完善、靈魂救贖的本能渴求。
相比北島因為長期疏離同時渴望回歸而造成的恐懼感而言，波德萊①波德萊爾，著.錢春綺，譯.惡之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217.②波德萊爾，著.錢春綺，譯.惡之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223頁③本雅明，著.張旭東，魏文生，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北京：三聯書店：158.爾的漂泊更加綿長和持久。在其《天鵝》一詩中，詩人運用一隻逃出囚籠的天鵝作為流亡者的象征，感歎自己身在巴黎猶如流亡的悲涼心境。這裏的流亡者的形象，由於對天鵝這一比喻的運用而變得更加逼真：“向那藍得令人難受的、冷嘲的蒼天/抬起渴望的頭，伸長痙攣的脖子/仿佛向天主發出種種的責難！”①詩人怒吼著“巴黎在變”，他一邊感歎“我的親切的回憶比岩石還要沉重”，一邊“被願望不斷折磨”。在另一首詩《七個老頭子》的結尾，波德萊爾寫道：“我的靈魂，像沒有桅杆的舊駁船/在無邊無際的苦海上顛簸擺動”。②事實上，波德萊爾並沒有經曆如北島一樣被迫流亡的政治風波，他建構在巴黎這座城上的種種關於“惡”的詠歎和體會大多指向19世紀中後期對於現代性這一問題的反叛上。作為一名徹底的反工業化的反叛者，波德萊爾的抑鬱、痛苦、迷茫和類似流亡一樣的破落感，都是反抗的一種方式。隻是由於那個時代留下的材料過於有限，我們找不到波德萊爾類似於北島解讀自己這樣明白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