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待了兩個月，放寒假前，他便匆匆地回去了；他實在離不開家，臨去時讓我告訴學校當局，無論如何不回來了。但他卻到北平住了半年，也是朋友拉去的。我前些日子偶翻十一年的《晨報副刊》，看見他那時途中思家的小詩，重念了兩遍，覺得怪有意思。北平回去不久，便入了商務印書館編譯部，家也搬到上海。從此在上海待下去，直到現在——中間又被朋友拉到福州一次，有一篇《將離》抒寫那回的別恨，是纏綿悱惻的文字。這些日子，我在浙江亂跑，有時到上海小住，他常請了假和我各處玩兒或喝酒。有一回，我便住在他家，但我到上海，總愛出門，因此他老說沒有能暢談；他寫信給我，老說這回來要暢談幾天才行。
十六年一月，我接眷北來，路過上海，許多熟朋友和我餞行，聖陶也在。那晚我們痛快地喝酒，發議論；他是照例地默著。酒喝完了，又去亂走，他也跟著。到了一處，朋友們和他開了個小玩笑；他臉上略露窘意，但仍微笑地默著。聖陶不是個浪漫的人；在一種意義上，他正是延陵所說的“老先生”。但他能了解別人，能諒解別人，他自己也能“作達”，所以仍然———也許格外——是可親的。那晚快夜半了，走過愛多亞路，他向我誦周美成的詞，“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我沒有說什麼；那時的心情，大約也不能說什麼的。我們到一品香又消磨了半夜。這一回特別對不起聖陶；他是不能少睡覺的人。他家雖住在上海，而起居還依著鄉居的日子；早七點起，晚九點睡。有一回我九點十分去，他家已熄了燈，關好門了。這種自然的，有秩序的生活是對的。那晚上伯祥說：“聖兄明天要不舒服了。”想起來真是不知要怎樣感謝才好。
第二天我便上船走了，一眨眼三年半，沒有上南方去。信也很少，卻全是我的懶。我隻能從聖陶的小說裏看出他心境的遷變；這個我要留在另一文中說。聖陶這幾年裏似乎到十字街頭走過一趟，但現在怎麼樣呢？我卻不甚了然。他從前晚飯時總喝點酒，“以半醺為度”；近來不大能喝酒了，卻學了吹笛——前些日子說已會一出《八陽》，現在該又會了別的了吧。他本來喜歡看看電影，現在又喜歡聽聽昆曲了。但這些都不是“厭世”，如或人所說的；聖陶是不會厭世的，我知道。又，他雖會喝酒，加上吹笛，卻不曾抽什麼“上等的紙煙”，也不曾住過什麼“小小別墅”，如或人所想的，這個我也知道。
１９３０年７月，北平清華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