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劇史料
賈俊學
早期話劇辛亥時期和在港、台演出史料收藏難又加了個更字，可這兩項又是中國話劇史不可分出的一支:在我話劇史料收藏中最有突破點的是辛亥時期和港、台這兩部分，最值得“大書特書”。
抗戰勝利後在香港活動著地下黨領導的中原劇社，此劇社分別由(東江縱隊魯迅藝演隊、藝專、藝聯、新中國演劇四隊部分成員組成)這個劇社常以票價低廉聯係普通民眾。曾演出過章泯、瞿白音導演的《升官圖》和《以身作則》。
在抗戰期間1940年滬港粵少年青年隨軍服務團在香港公演了夏衍先生的抗戰劇《一年間》(因便於香港政府審查通過劇名改為《花燭之夜》)。導演林蜚，演員巴鴻、鮑淑英(蘇茵)、黃漢生等。
1946年“新中國劇社”(1941年皖南事變後在廣西成立。此劇社付出了周恩來的心血，戰時一直由我黨南方局資助演出思想和藝術水準高的劇目)應台灣長官分別邀請赴台演出《鄭成功》、《日出》、《牛郎織女》、《桃花扇》。麵對祖國人民帶來的話劇，台灣人民熱烈歡迎新中國劇社。當時的“新中國劇社”一網打盡了當時中國話劇界的翹楚人物和全部俊才。
新中國劇社負責人是瞿白音。
職員表包括:石聯星、朱琳、李露玲、戴愛蓮、蘇茵、曹泯、尤梅、葉露西、許秉譯、嚴恭、賈克、王逸、汪龔、特偉、查強磷、石炎、張友良、姚平、蔣柯夫、張凱、李巴鴻、嶽勳烈等。
創藝人:田漢、洪琛；
特別演員:白楊、舒繡文、魏鶴齡、王人美、沙蒙、鄭君裏、金焰；
特別導演:洪琛、史東山、司徒慧敏、章泯、歐陽予倩、蔡楚生；
特別編劇:田漢、曹禺、陽翰笙、夏衍、宋之的；
這些俊才在新中國成立後都是話劇或影視界的中堅力量。
話劇與戲曲
中國話劇誕生於1907年，至今已走過百年風雨曆程。《雷雨》、《茶館》、《蔡文姬》等經典名作影響了一代又一代戲劇人。以林兆華、徐曉鍾為代表的話劇導演在繼承焦菊隱先生“話劇民族化”思想精髓的基礎上，將戲曲美學融入話劇創作，實現了百年話劇與傳統戲曲的詩化“聯姻”。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中國戲曲宛若一位待字香閨的古典佳人，伴著唐風宋韻的高歎低吟，沿著南戲、元雜劇的曆史軌跡一路蓮步輕移而來。正是傳統文化的燭照濡染，使戲曲“離形取意”，不求形似而求神似。虛擬的表演如水墨丹青的縱橫之筆，長歌當哭、長袖善舞，“無畫處皆成妙境”；寫意的舞台簡約空靈，無花木卻見春色，無波濤可觀江河；唱念做打中“彙千古忠孝節義、成一時離合悲歡”，處處體現著戲曲自身詩的藝術表現和詩的抒情美。舉例言之，京劇《秋江》“行船”一場，老艄翁搖槳渡陳妙常追趕赴考遠行的潘必正，舞台上既沒有水也沒有船，全憑演員的形體動作表現顛簸搖蕩的情景，時而急流險灘、時而風平浪靜，表現出神入化，惟妙惟肖。
與傳統戲曲不同，根植於歐洲文化土壤上的話劇無論是透視社會人生的角度，還是具體的舞台場景，都呈現出鮮明的寫實主義風格。同樣表現行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導演的名劇《奧賽羅》對威尼斯小船的處理可謂極盡逼真之能事:十二個人推動巨大的船身，以風扇吹動麻布口袋，模擬浪花的聲音。寫實的話劇雖然能讓觀眾產生“走進故事”的心理反應，但過度的堆砌使有限的舞台空間缺少了靈動飄逸之美，話劇導演逐漸認識到，寫實與寫意不應是涇渭分明的兩極。
從西方紳士到謙謙君子，話劇以兼容並蓄的胸懷從傳統戲曲中吸取養分。焦菊隱先生說:“以話劇之形，傳戲曲之神。”話劇向戲曲借鑒不僅是摹仿其外在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化”其內在神韻。《茶館》中舞台調度的曲線美、念白抑揚頓挫的韻律美以及人物身姿台步的造型美，都是戲曲手法的集中體現。此外，徐曉鍾導演在《桑樹坪紀事》中以歌隊、舞隊的表演展現勞作情景，增強了戲劇的寫意性；話劇《萬家燈火》“停電”一場巧妙運用京劇“夜深沉”的曲牌烘托氣氛；林兆華導演在《白鹿原》中以陝西秦腔為背景音樂貫穿始終，實現了地方戲與話劇的完美融合。
戲劇理論家馬少波說:“實而不虛，必濁；虛而不實，必浮。”相信話劇與戲曲的虛實互補、詩化“聯姻”必將為百年話劇撐起一片朗朗晴天。
著名話劇導演袁方在話劇《岡湖邊的戰鬥》中，成功的塑造了革命女英雄史哲的造型，得到了大眾一致的好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