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在孟子之世，楊墨雖盈天下，而儒者猶不屑曲吾道以證其邪，故可引而不發以需其自得。而自漢魏以降，儒者無所不淫，苟不抉其躍如之藏，則誌之搖搖者，差之黍米而已背之霄壤矣。此正蒙之所由不得不異也。
“宋自周子出，而始發明聖道之所由一出於太極陰陽人道生化之終始，二程子引而伸之，而實之以靜一誠敬之功，然遊謝之徒，且岐出以趨於浮屠之蹊徑。故朱子以格物窮理為始教，而檠括學者於顯道之中，乃其一再傳而後，流為雙峰、勿軒諸儒，逐跡躡影，沈溺於訓詁。故白沙起而厭棄之，然而遂啟姚江王氏陽儒陰釋誣聖之邪說，其究也，為刑戮之民，為閹賊之黨，皆爭附焉，而以充其無善無惡圓融理事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則中道不立，矯枉過正有以啟之也。
“人之生也，君子而極乎聖，小人而極乎禽獸，然而吉凶窮達之數，於此於彼未有定焉。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則為善為惡，皆非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下焉者何弗蕩棄彝倫，以遂其苟且私利之欲！其稍有恥之心而厭焉者，則見為寄生兩間，去來無準，惡為贅疣，善亦弁髦，生無所從，而名義皆屬漚瀑，兩滅無餘，以求異於逐而不返之頑鄙。乃其究也不可以終日，則又必佚出猖狂，為無縛無礙之邪說，終歸於無忌憚。自非究吾之所始與其所終，神之所化，鬼之所歸，效天地之正而不容不懼以終始，惡能釋其惑而使信於學！
“故正蒙特揭陰陽之固有，屈伸之必然，以立中道，而至當百順之大經皆率此以成，故曰“率性之謂道”。天之外無道，氣之外無神，神之外無化，死不足憂而生不可罔，一瞬一息，一宵一畫，一言一動，赫然在出王遊衍之中善吾伸者以善吾屈。然後知聖人之存神盡性，反經精義，皆性所必有之良能而為職分之所當修，非可以見聞所及而限為有，不見不聞而疑其無，偷用其蕞然之聰明，或窮大而失居，或卑近而自蔽之可以希覬聖功也。”
嗚呼！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誌，下救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複起，未有能易焉者也。
學之興於宋也，周子得二程子而道著。程子之道廣，而一時之英才輻輳於其門。張子學攵學於關中，其門人未有殆庶者。而當時钜公耆儒，如富、文、司馬諸公，張子皆以素位隱居而末由相為羽翼。是以其道之行，曾不得與邵康節之數學相與頡頏，而世之信從者寡，故道之誠然者不著，貞邪相競而互為畸勝。是以不百年而陸子靜之異說興，又二百年而王伯安之邪說喜，其以朱子格物道問學之教爭貞勝者，猶水之勝火，一盈一虛而莫適有定。使張子之學曉然大明，以正童蒙之誌於始，則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陸子靜王伯安之蕞然者亦惡能傲君子以所獨知，而為浮屠作率獸食人之倀乎！
周易者，天道之顯也，性之藏也，聖功之牖也，陰陽、動靜、幽明、屈伸，誠有之而神行焉，禮樂之精微存焉，鬼神之化裁出焉，仁義之大用興焉，治亂、吉凶、生死之數準焉，故夫子曰“彌綸天下之道”，以崇德而廣業者也。張子之學，無非易也，即無非詩之誌，書之事，禮之節，樂之和，春秋之大法也，論孟之要歸也。自朱子慮學者之騖遠而忘邇，測微而遺顯，其教門人也，以易為占筮之書而不使之學，蓋亦矯枉之過，幾令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繼天立極扶正人心之大法，下同京房、管輅、郭璞、賈耽壬遁奇禽之小技。而張子言無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經研幾，精義存神，以綱維三才，貞生而安死，則往聖之傳，非張子其孰與歸！
嗚呼！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張子之功，又豈非疏洚水之岐流，引萬派而歸墟，使斯人去昏墊而履平康之坦道哉！是匠者之繩墨也，射者之彀率也，雖力之未逮，養之未熟，見為登天之難不可企及，而誌於是則可至焉，不誌於是未有能至者也。養蒙以是為聖功之所自定，而邪說之淫蠱不足以亂之矣，故曰正蒙也。
衡陽王夫之論。
朱熹西銘論
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幹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為“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