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輿論雖然對於中國政府收回新疆給予了高度評價，中、西人士對於左宗棠的豐功偉績和愛國主義精神也衷心敬佩，慈禧太後對他說：“外國人怕爾之聲威。”確也有事實根據。但是和清政府打交道多年的西方列強，卻深知清朝廷中害怕外國人的本質和主流並沒有改變，在收回伊犁的過程中和其後不久，他們就看出來，朝廷中的投降派正日益得勢，王公大臣們因為被西方強大勢力包圍，又連吃過幾次敗仗，顯然喪失了信心。慈禧作為最高權力者，為了保持自己的權位勢力，苟且圖存，寧願犧牲國家的一定利益，換取暫時的安逸。她早已拋棄了過去支持左宗棠收複新疆的正確的態度。而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是不會改變的，對殖民地的掠奪不會中止。對中國這樣一塊肥肉，也決不會停止它的侵略。中國如果不能舉國一致，上下一心，單靠左宗棠這樣少數愛國者，西方侵略者是不會懼怕的。 當時在海上橫行霸道的首推英、法兩國。光緒八年至十年間，法國的侵略焰勢最凶。英國因為在鴉片戰爭中在中國東南沿海占了大便宜，暫時采取比較保守的態度，在一旁觀望。它已占領了亞洲最大的一塊殖民地印度，要保住印度，一方麵向北侵入西藏，一方麵向東企圖占領緬甸。法國也有很大的野心，企圖與英國平分遠東勢力範圍，主要目標是控製整個印度支那，先占領越南，然後從越南北部進入中國西南雲、貴地區，與廣州灣連成一片，形成穩固的勢力圈，進而瓜分中國。
越南和中國的關係源遠流長。早在2200年前，秦始皇廢封建，置郡縣，稱越南為交趾郡及日南郡，已隸屬中國；東漢時稱交州；唐代置安南都護府，因此後來亦名安南。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封阮文惠為安南國王，為中國的藩屬（保護國），史家稱為新阮，原占據順化府自立的廣南王阮潢一係，則稱為舊阮。新阮攻滅舊阮後，阮潢的後人阮福映逃入暹羅（今泰國），與法國傳教士關係密切，曾派其兒子去法國，請求援助複國，還訂立了割讓化南島為報酬的《法安同盟草約》。當時法國正值大革命時期，草約沒有正式簽字，法國政府也沒有正式派兵。但是阮福映得到法國將校數十人以及駐印度的部分法國軍隊的“私人誌願”襄助，嘉慶七年（1802年）攻占河內，消滅了新阮王朝，統一安南。他隨即派使臣到北京報告清朝廷，請改國號為“越南”，嘉慶帝同意他的請求，並冊封他為越南國王。
法國與越南有了上述關係，不久，法帝拿破侖被放逐，路易十八複位，派公使與越南修好，要求履行條約，豁讓化南島。阮福映認為條約並未經正式簽署，法國又沒有依約正式派兵援助，所以予以拒絕，與法國漸漸失和。
鹹豐二年（1852年）拿破侖第三即帝位，他為了在國外炫耀武力以收拾國內人心，決定在越南下手。先派公使向越南要求履行舊約，割讓化南島，並許可通商傳教，越南政府不同意，雙方由爭執以至動武，法船開炮攻擊，越南人民氣忿之下，接連發生仇殺教士的事件，還誤殺了西班牙教士，於是法、西聯軍進攻越南，先占領廣南港，後又轉移南下，攻占西貢，越南曾派大軍圍攻西貢達兩年之久。這時正值英法聯軍侵略中國的戰爭結束，在華法軍得以抽調到西貢增援，不僅打退了西貢圍軍，又占領了南部其它一些地方。同時越南發生內亂，隻得向法西聯軍求和，於1862年訂立了城下之盟的《西貢條約》，越南割讓了邊和、定祥、嘉定三州及康道爾群島與法，另外賠償法、西聯軍軍費2000萬法郎，準許傳教、通商自由，給予內河航行權，還規定此後越南如割讓土地與其它國家時，須經法國許可。這顯然是將越南置於法國的保護下了，不過還沒有明文否定越南與中國的藩屬關係。
同治六年（1867年）印度支那半島西南部的柬埔寨發生民變，法軍以代平民亂為名，攻占了永隆、安江、和仙三州，於是下交趾六州全被法國占據。
同治十三年（1874年）法國又強迫越南訂立了《法越和親條約》20條，根據這項條約，此後越南的外交事務必須受國監督，越南有內亂、外患時，法國有援助的義務，越南的海陸軍教練官和軍艦兵器等一切軍用品，均由法國供給，另外，開河內、東奈、寧海三處通商口岸，並允許法國船隻在紅河自由通航。實際上越南已淪為法國的保護國。
不久，越南政府逐漸發現《西貢條約》與《和親條約》都成為本國的枷鎖，還不及作為中國的藩屬自由，又派使節到北京，請求仍為中國的保護國。清政府也認為越南素為中國藩屬，通過駐法公使曾紀澤向法國提出抗議，但是法國不承認中國對於越南有發言權，置之不理。相反，還加緊在越南的侵略行動，進而準備侵略中國的西南和沿海各省。
國內有識的愛國人士都已看到形勢的危急和加強海防的重要。光緒八年（1882年）彭玉麟提出製造10艘小型兵船，增防海口。左宗棠在視察江南海口後，認為南洋如有警，兩江應當支援，也建議再購買快艇5艘，以備緩急。光緒九年正月，他再度去上海視察時，恰逢彭玉麟由湖北查案回船到江陰，二人約好在吳淞口相會。彭玉麟和左宗棠是湘軍中老同事，二人都是主戰派，意氣相投。彭玉麟看到他增購船炮、加強海防的各項布置，十分高興，說：“布置如此周密，不怕外國人來，隻怕他不敢來。”左宗棠又將他對付外國兵船的策略告訴彭玉麟和將校們，說：
“外國船若來，我們隻要列船守定炮位，確有把握。除了炮擊它的鍋爐、氣管、煙囪外，更挑選一批熟習水性的勇士，遇有機會就跳上外國船，炸壞它的機器，外國船可以奪取過來。趁現在將領弁丁士氣可用，勇者給以重賞，怯者示以嚴罰，將士們齊心合力，大功心成。我與彭宮保乘坐舢板督陣誓死，正古人所謂‘並力一向，千裏殺敵’之時也！”
將校們在一旁聽了，都很興奮，齊聲說道：“我們忝居一二品武職，都各有應盡之責。兩老不臨前敵，我們也會拚命報國的。”
左宗棠和彭玉麟聽了都很高興。左宗棠說：“這是每人都應盡心盡力的事，何分彼此！或者四十多年咽下的一口惡氣可以籍此一吐。從此以後，外國人凶威被挫，不敢再動輒挾製要求，如此乃是我的願望。”彭玉麟也說：“這樣就斷送老命也值得！”左宗棠、彭玉麟和將領士兵們早有為國效死的決心，在侵略者麵前，準備和敵人一拚，決不懼怕外國人，也有對付的策略。
光緒八九年間，法國借口紅河船運受到越南人的阻撓，派一支艦隊開到紅河保護航運，實際上是擴張侵略，它先攻入北圻，不久占領了河內，光緒九年三月又占領了南定。越南部隊無力抵抗，但是當時有一支中國農民起義部隊，即劉永福率領的黑旗軍，駐紮在紅河上遊一帶。他們是當太平天國覆亡時由廣西逃來的。早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法軍進攻河內時，黑旗軍就曾抗擊，並給法軍以重創，因而劉永福被越南阮氏王朝封為三宣副提督。這次越南又派永福去對付法軍，同治九年四月十三日兩軍在河內城西二裏的紙橋進行了一場惡戰，黑旗軍再一次取得勝利，並將法侵略軍司令李維業擊斃。法國國內引起了震動，但是侵略者不死心，法國政府立即委派新統帥，增加兵力，發動新的進攻，一部分兵力對付黑旗軍，其餘直指京都順化府，越南已岌岌可危，全境瀕於淪陷。
左宗棠看到形勢危急，預料侵略者的下一個目標將是東南沿海，立即上疏給朝廷，要求加強籌辦海防。第一條意見是加強江海防務，吳淞口是要隘，也是長江門戶。由崇明、寶山繞白茅沙，即可掠狼山、福山、徑犯長江。白茅沙首當其衝，應在該處設置重險，加築炮台，增派兵船駐守。另一條意見是設立漁團。沿海漁民約有一萬數千人，熟習水性和地形，過去也曾有少數漁民為外國船隻作向導的。現在應把他們組織起來，對青壯年進行訓練，合格者拔為水勇。這個發動群眾、抗禦外侮的辦法很快就實行了，9個月後成立了數千人的漁團。
清朝廷看到法軍加緊進攻越南，雲桂邊境危急，表示了一些強硬的態度，命雲貴總督岑毓英、兩廣總督張樹聲督辦邊防，統大軍進入越南；命廣西布政使徐延旭和雲南布政使唐炯進兵諒山、山西和北寧；任命劉永福為越南經略大臣。又命令李鴻章赴廣東督辦越南軍務，詔令左宗棠調集江南淮楚各軍，準備開赴前線支援。似乎真的準備和法國打一仗了。
法國其實是色厲內荏，當時根本沒有在遠東打一場全麵戰爭的力量，看到中國態度強硬起來，就使出軟手段，法公使寶海耍弄花招，向李鴻章假惺惺地聲明：“法國並沒有與中國失和的意思，但不能承認越南是中國屬國。”
李鴻章是一貫主張妥協退讓的，他於是上了一道秘密奏折給朝廷：《法越交涉事端重大遵旨妥籌全局折》，認為決不能與法國作戰，法國海軍強大，“其船械之精，操演之熟，海上實未可與爭鋒。”陸軍雖可一戰，“但一時戰勝，未必曆久不敗；一處戰勝，未必各口皆守。”而中國的國力呢？“各省海防，兵單餉匱，水師又未練成，未可與歐洲強國輕言戰事。”
總之，中國隻有投降。他心中有數，知道這派亡國投降論會為多數國人所反對，所以奏折秘密進呈，還寫信告知老部下湖南巡撫潘鼎新說：“密稿抄呈秘覽，幸勿示人，又譏鄙人為和事老人矣。”
李鴻章對朝廷命他赴廣東督辦越南軍務，也十分不滿，在與友人的信中咒罵道：“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則白頭戍邊，未免以珠彈雀。樞府調度如此輕率，殊為寒心。”
在對待法國的侵略上，左宗棠的態度與李鴻章迥然相反。他認為越南與中國接壤，如越亡，則中國藩蘺盡撤，廣東邊宇危，滇、黔之邊腹均形棘手，後患何以勝言？他了解到法國很孤立，西方各國並不支持它的侵越行動，法亦勢成騎虎，現在隻是虛張聲勢，中國應速派軍赴越。現海道已為法國封鎖，非走廣西、雲南邊界不可。於是派遣王德榜赴湖南永州，就地廣籌軍火，並且募集兵勇數千人，準備開赴雲桂增援。自己也請求親自到滇、粵督師。他寫信告知楊昌？說：“法越交兵，朝廷束手無策，不得已，為赴滇、粵邊界之請，先令王朗青挑募廣勇赴邊察看軍情地勢，弟率各營繼進，一往圖之，為西南數十百年之計，以盡南洋大臣之職。衰朽餘生，得以孤注了結，亦所願也。”表達了他為國家長治久安，盡職盡責，雖戰死疆場，亦在所不惜的英雄誌願。
然而清朝廷本質上是一貫害怕外國人的，收到李鴻章的密折後，完全同意他的投降觀點，立即將李鴻章召回天津，前次派赴越南的各軍停止前進，又藉口雲南、廣西已經備有重兵，不同意左宗棠去滇、粵的請求。清朝廷一時又為妥協投降的陰影所籠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