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對待自己子女的教育問題上,我要求他們“學有專長”,走“成名成家”的白專道路;散布過學社會科學“危險”的論調,希望老大學工,老二學醫,老三學農。在一切要“三思而行”的幌子下,要他們學會“明哲保身”的處世方法,做一個謹小慎微實質上卻是表裏不一的偽君子。提到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這條綱上來認識,我在對待子女問題上的所作所為,也依然是在和黨爭奪青年。
五、我在這次運動中被揪出來後為什麼會有抵觸情緒以及我現在的認識
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展後不久,我就被揪了出來。對於自己被揪這一事實,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我是具有抵觸情緒的。我錯誤地以為,我被揪出來的主要原因,是我曾被劃為右派。但是,我想,我的右派帽子既已摘去,就不應仍以右派的身分來對待我。通過不斷地學習,我逐漸認識到,以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在摘帽問題上,將一些還不具備條件的人摘去帽子。因而,在這次運動中,革命群眾把某些雖已摘去帽子但還具有疑問的人揪了出來重新審查,正是對革命負責的表現,是完全應該的……因之,在這次運動中,群眾把我揪了出來,正是為了挽救我,使我在運動中再一次接受教育,以便自己真能脫胎換骨,重作新人。
我還錯誤地以為,我被揪出來的另一個原因,是我在63年以後的教學過程中執行了劉修的教育黑線。但是我想,我過去用以當教材的東西,或是舊教育部頒發、推薦的,或是經教研組通過並報上級同意了的。我在當時,既不知有這樣一條黑線,自然就談不上我用這些東西作教材就是在執行這一黑線。現在把這個罪責歸之於我,就感到受了委屈。通過學習,我逐漸認識到,問題的實質,並不在於我在當時是否知道有這樣一條黑線,而在於我在進行講授的時候,是采取一種什麼態度來對待這些教材。回顧過去,我在采用它們的時候,不但沒有作過抵製與批判,而是樂於販運其中封資修的東西……在這次運動中,把我揪了出來,正是為了幫助我狠觸靈魂,認真改造反動的資產階級世界觀,以便和這一黑線劃清界線,這樣我的這種抵觸情緒也逐漸有了轉變。
六、犯罪原因
我在小時,主要是在我父親名下,受封建教育,讀過不少宣揚孔孟之道的書籍……這樣,在我的幼小心靈裏,就深深打下了“學而優則仕”剝削階級的烙印。進了中學,學校當局不論在物質上還是精神上,都是用種種辦法來鼓勵它的學生能考上國立大學,和我來往的同學,絕大多數也是希望成名成家的剝削階級子弟。在這樣一個環境的潛移默化下,我的努力奮鬥以求登上龍門的思想,就在自己頭腦裏牢固地紮了根……
當時的北京大學,是一所典型的資產階級大學……在訓練方法上,它采取“發展個性”的方法,當時的校長蔣夢麟講過這樣一句話:“隻要一班能夠培養出一個人才來,就不虧本;如果培養出兩個來,就賺了錢”,這充分體現了舊北大是主張“天才教育”的。在對待學術的態度上,它標榜“兼容並包”的政策,就是說,隻要你講的言之成理,就容許你的存在,而不管你的主張的實質為如何。我所學的法律一科,又大都披上“民主”、“自由”等外衣,比如說基本人權神聖不可侵犯嗬,議會製度具有何種的優越性嗬,以及契約絕對自由嗬,說來都似乎“美妙動人”。這樣,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教育思想都深深地溶入到我的血液中來。
大學畢業後,我走的是一條從助教升遷到教授的白專道路,我所接觸的一些朋友,也大都是和我一樣沿著這條道路走去的人物。這樣,我的反動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就更是牢不可拔的了。
解放了,我不但沒有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認真改造世界觀,相反的,在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庇護下,我的反動思想還得到了發展,不論在政治上、經濟上、教育上、學術上,都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日愈發生尖銳地衝突,這就使我終於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七、結束語
經過三年多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鍛煉,在毛澤東思想的陽光哺育下,全國廣大人民群眾的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鬥爭的覺悟已空前提高,隻要資產階級思想露出頭來,就會遭到周圍革命群眾的痛擊和批判,成為一個“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的局麵。在這樣一種形勢下,一個人如果不認真改造自己,還抱著反動的資產階級世界觀不放,那麼,他除了發出“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絕望感歎以外,是不會有其他出路的。
“往者不可鑒,來者猶可追”。為了使自己的後半生真正能過得有意義些,真正能為社會主義的祖國做點有益的事情來,千重要萬重要,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最重要。今後,我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認真學習、掌握毛澤東思想這一銳利武器,不斷消除自己頭腦中的反動思想,以求自己的反動世界觀能夠得到根本地改造。
胡正謁
1969年12月14日
[注:此份檢查被父親編為(1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