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品浪潮中，商業性應該是副產品。能賣就賣，賣不掉也不管，要保持作品質量。有的人為了利益而創作，質量必定受影響。還不如索性不要畫畫了，幹脆去掙錢。又要畫畫，又隻是為了經濟利益畫，那我就不理解了。
金錢買不到自由，但自由可以被金錢賣掉。金錢買不到文明，文明也可以被金錢賣掉。商品大潮湧來後，有的衝走，有的站住，還要淹死一批。
在京豐賓館吃飯時，服務員兩手端著兩大盤菜過來，吳祖光先生說：這得有多大力氣！一會兒服務員又端上兩大盤菜，吳祖光又認真地說：這得有多大力氣！那神態，就像一個孩童佩服有力氣的大哥哥。
吳祖光：我一點也不理解教授為什麼不可以去賣餡兒餅。
吳祖光：現在老講那個教授賣餡兒餅的事。其實這一點不奇怪，這沒什麼了不起的。如果這位教授對賣餡兒餅有興趣，或者他的餡兒餅做得真好，他可以賣麼。有人說，據查他並不是教授，所以可以賣餡兒餅。我說他是教授又怎麼樣？假如我餡兒餅做得好，我也可以去賣。我一點不理解教授為什麼不可以去賣餡兒餅。他又不傷害他人，他也不傷害自己。教授要是餡兒餅做得好可以去賣餡兒餅，賣餡兒餅的人有學問，也可以去當教授。靠工資沒法活，總想活得好一點，順其自然，不要幹涉。
夜裏十點到謝晉的房間，他還在忙。好像所有的平麵上都堆放著劇本、資料，還有格子襯衫、牛仔褲、酒瓶。
斯琴高娃打來長途，商量她哪天到京投入謝晉的新片。又一個長途談一個新本子……謝晉用他的中氣很足的聲音通過電話線擴展他的上作場。我是第一次見謝晉，第一次聽到他說話。可我覺得好像我早就知道他就是這個聲音。這是長年在攝影棚、在野外拍攝鍛造出來的，有草原的雄渾，有高山的厚實，有攝影機的金屬的共鳴，還有艱難歲月的回響。他那頭蓬亂卷曲的頭發，是導演的頭發；他那雙好激動如少年人的眼睛，是導演的眼睛。但是他的名片上卻寫著：恒通影視有限公司副董事長、總經理。
謝晉：有一種說法，你是法人，就是下海。
謝晉：我不知道我這叫不叫下海。有一種說法，你是法人，就是下海。我是恒通影視有限公司的法人，我代表企業，負法律責任，可是我還是拍我的電影，這算不算下海？
我在這次政協會上還要抓空改《老人與狗》的劇本。今年9月能拍完，演員都是真大腕：於是之、謝添、斯琴高娃、趙麗蓉。同時我讓人幫我籌備下一部片子《大上海屋簷下》。這是朱鉻基當市長時給我出的題。我拍完《老人與狗》立即可投入這部片子。不像原先在上影廠，兩年拍一部片子，因為我沒有財權和用人權，比如拍完《最後的貴族》我得從零開始籌拍《清涼寺的鍾聲》。現在我可以讓別人先為我做好準備工作。
有了自己的公司，用人、用機器、用廠房，都可以自己選擇。這次拍《老人與狗》，就沒租上影廠的廠房，而租了八一廠的廠房，因為租金便宜，而且幾位演員是北京的，如果去上海住賓館，花銷大。不過機器用上影的，人員也有些上影的。剛才吃晚飯坐在我左邊那人你看見了嗎？他是青藝的演員，我請來做我的製片主任。原先我在上影廠，隻能都用上影的。可是你想想，這兩年上影拍的片子為什麼少有大演員？因為製度規定不能出大價錢。在國外投拍一部片子的資金裏，很大一部分是給明星、導演、攝影師的，譬如占一半。我們電影廠拍片，明星、導演拿的錢隻能占百分之一，其他得支付種種支出，包括退休人員的工資。現在我們恒通影視有限公司就比較靈活，隻要在財力範圍內的，我們可以支付明星高酬金。
丁聰：文藝家可以下海，公務員不能下海，否則就可能利用權勢。
丁聰今年七十七歲，卻是自己坐公共汽車，擠車換車抵達僻遠的京豐賓館的。人間“小丁”你怎麼來的？他說他包一輛公共汽車來的。人說那你隨從很多。他說對了，有的時候隨從擠得上去他上不玄。而且他在車上老得給抱孩子的讓座，因為年輕人不讓。
丁聰：50年代初，我從解放前的市場經濟進入計劃經濟、供給製，很不習慣。後來大家都不打扮，大家都一樣吃飯，倒也六根清淨。現在又從計劃經濟進入市場經濟，又不習慣。打開電視，一邊在宣傳雷鋒，一邊是化妝品廣告和時裝模特兒。
畫漫畫，是很窮的。有人給我出點子，說你有這麼好的素描功底，不如改畫國畫。我不，我不能把漫畫放下，也不想發財。再說畫國畫的話就會有很多人來要畫。日子能夠過就可以了。我的錢都是我辛辛苦苦地從筆頭上畫出來的。
我覺得文藝家下海可以了解不少社會情況，可以反映到作品裏。文藝家可以下海，公務員不能下海，否則就可能利用權勢。市場經濟應該是貨真價實的自由競爭，靠後台、靠“左”都沒用，要靠本事。
我是沒有這個本事。畫漫畫得苦、窮，我忍了。我30年代在上海畫畫，淪陷後到香港編《良友》畫報。1945年勝利後回到上海畫畫。1947年白色恐怖又不能畫，我和茅盾等回到香港。1949年和陽翰笙、張瑞芳他們一個船回來。然後創辦《人民畫報》，又沒時間畫漫畫。1957年我成了右派，1958年兒子剛出世，我看了兒子一眼就和吳祖光他們一起去了北大荒。二十二年後，到1979年平反，我六十多歲了。又要我編畫報。我逃到上海避風頭。我的餘生，隻想畫漫畫。我始於漫畫，終於漫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