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春天，受人尊敬的羅諾德·阿德爾莫名其妙地被謀殺了。在警方調查中公布的詳細但被刪去許多細節的案情大家都了解。這是因為起訴理由很充分，沒有必要公開全部證據。隻是到了現在，大約十年之後，才允許讓我來補充破案過程中一些被刪去的環節。雖然案子本身就是耐人尋味的，但那令人意想不到的結局就更耐人尋味了。這個案子的結局是我一生所經曆的冒險事件中最令我震驚和詫異的。請讓我向那些關心我偶爾談到的一個非凡人物的言行片斷的廣大讀者說一句話：不要怪我沒有告訴你們我所知道的一切。但他曾親口下令禁止我這樣做。直到上個月3號才取消這項禁令。
我對刑事案發生濃厚興趣是因為我和歇洛克·福爾摩斯有過密切交往。自從他失蹤後，凡是公開發表的疑難案件我都認真研讀。但是隻有羅諾德·阿德爾的慘死這件疑案將我深深吸引住了。當我讀到審訊時提出的證據，並據此判決未查明的某人或某些人蓄意謀殺時，我就更加深刻地體察到福爾摩斯的死確實是社會的一大損失。我認為這件怪事有幾點特別吸引他。而且這位歐洲最好的刑事偵探，肯定能彌補警方力量的不足。我雖然整天在外巡回出診，腦子裏卻一直在思考這件案子。我寧願冒著講述一個陳舊故事的風險，簡要複述一遍審訊結束時已公布過的案情。
死者是澳大利亞一個殖民地總督梅魯斯伯爵的第二個兒子。其母親從澳大利亞回到英國國內做白內障手術，跟死者和女兒希爾達一起住在公園路427號。這個年輕人經常出入上流社會，他既沒有仇人，也沒有什麼壞習慣。他訂過婚，但是幾個月前雙方同意解除婚約。他天性冷漠，平時都呆在一個狹小、保守的圈子裏。但是1894年3月30日晚上10點到11點20分之間他突然被殺了。
死者，也就是羅諾德·阿德爾，愛打紙牌，而且是經常打，不過小賭注對他倒是絲毫無損。他是鮑爾溫、卡文狄希和巴格特爾等三個紙牌俱樂部的會員。遇害當天，他晚飯後在卡文狄希俱樂部玩了一盤惠斯特。下午他也是在那裏打的牌。每人的牌差不多，阿德爾大約輸了五英鎊。擁有可觀財產的他決不會計較這五英鎊輸贏。幾乎每天他都到這個俱樂部打牌，但他打得十分謹慎，並且常常是贏了才會離開。證詞還說在幾星期前，他跟莫蘭上校配對，一口氣贏了歌德菲?米爾納和巴爾莫洛勳爵四百二十鎊。
被害當晚，他從俱樂部回到家時整好10點，他母親和妹妹上親戚家去了。女仆說聽見阿德爾先生進入二樓前廳——他的起居室。她已在房間裏生了火，因為冒煙，她把窗戶打開了。直到梅魯斯夫人和女兒回來的11點20分，屋子裏十分安靜。梅魯斯夫人想向兒子道晚安，卻發現門被反鎖了。任憑母女倆怎麼叫喊都沒有人回應。找人把門撞開後卻見這個不幸的青年躺在桌邊，子彈打破了他的腦袋。桌子上擺著一些金幣和銀幣，堆成了數目不等的十小堆。還有一張紙條，上麵寫著幾個數字和若幹俱樂部朋友的名字，從這裏可以知道被殺之前他正在計算打牌的輸贏。
這些現場調查隻是使得案情變得越發複雜。第一，沒有理由來解釋這個青年為什麼要從屋裏把門插上。雖然也有可能是凶手插的門，以便跳窗逃跑。但從窗口到地麵至少有三十英尺，窗下花叢和地麵都不像被人踩過，在屋子和街道之間的草地上也沒有任何痕跡。所以很顯然門是青年人插上的。如果有人能用左輪手槍從外麵對準窗口放一槍，那麼這人除非是個神槍手。另外公園路是一條行人繁華的大路，附近不到一百碼的地方就是馬車站。這邊已經打死了人，難道沒有人聽到槍聲嗎?這些情況，由於找不到動機而越發複雜化。而且，阿德爾是沒有任何仇人的，況且他屋子裏的貴重物品也沒缺少。
我思考著這些事實，認為最省力的方法，就是我那死去的朋友說過的一切調查的起點。大約在6點左右我走到了公園路連接牛津街的那頭。一幫人聚在人行道上，仰頭凝視著一扇窗戶。他們給我指出了我特地要來看看的那所房子。其中一個高個子戴著墨鏡，可能是個便衣偵探，正在描述他自己的某種推測，其他人圍著他。我使勁擠進去，但他荒謬的推理使我厭惡地從人群中退了出來。不想卻撞在一個有殘疾的老人身上，碰掉了他懷中的幾本書。我撿起那些書的時候，看見有一本書叫《樹林崇拜的起源》。我極力為這意外的事道歉，可是剛好被我不小心碰掉的這幾本書顯然在它們主人眼裏非常珍貴。他大吼了一聲，轉身就走。
我曾多次觀察過公園路427號，但於事無補，房子和街道之間隻隔著一道半截是柵欄的矮牆，五英尺高，進入花園很容易。但那扇窗戶可很難夠著，因為在牆上沒有水管或別的東西。我一無所獲，隻好返回肯辛頓。我剛進書房，女仆就進來說有人要見我。來者是那個古怪的舊書收藏家，灰白的須發中露出了一張輪廓分明的臉，右臂下夾著他心愛的書，至少有十來本。
“沒想到是我吧，先生。”他的聲音奇怪而略帶沙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