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雲變幻，歲月流逝，依然故我——幾代人經營同一個書報刊亭將近70年，這在很多人看來有點不可思議。但西班牙巴塞羅那的賣報人亞曆山大平靜地對采訪者說，他經營的書報刊亭作為“祖產”，其位置70年來1米都沒有挪動過。但與那些百年書報刊亭相比，他家的書報刊亭還算“小字輩”。采訪者調查後發現，世界不少國家書報刊亭的經營者往往是收入不高的弱勢群體，但他們得到了社會的普遍尊重。原因在於他們用自己的辛勞傳遞著信息與文化，他們默默地站在街邊路旁注視著社會的發展與變遷。在飄蕩著塵土與浮躁的街頭，帶著油墨味和書香的書報刊亭安安穩穩地立在那裏，反而能給人們的內心帶來一種平靜與和諧。
“鐵打的營盤”
通過走訪和詢問，采訪者發現西班牙的書報刊亭如同“鐵打的營盤”般穩定，而“打鐵之人”恰恰是政府。“資深賣報人”亞曆山大對采訪者說，擁有161萬人口的巴塞羅那有3960多家書報刊亭，由於受到法律保護，這些書報刊亭的經營者不會遇到什麼麻煩。由於書報刊亭全部歸政府管理，因此其他任何人都無權在路上設置書報刊亭，委托書報刊亭出售報紙的機構首先要求的就是書報刊亭的經營許可證。巴塞羅那市內的書報刊亭全部根據市政府的法規來布點，基本隔600—700米設一個書報刊亭。每個書報刊亭的大小都是5—6平方米。當書報刊亭設點確定之後即納入政府的城市地圖，書報刊亭的編號、麵積以及所處位置（精確到離牆幾米，離拐角幾米）也被記錄在案，任何人都不能隨意移動。書報刊亭經營者擁有經營權，每月向政府繳納稅金。這種經營權可以轉讓或出售，但書報刊亭的地點和麵積是不可改變的。如果書報刊亭因市政工程必須移位，政府就會根據法律和經營需要分配給書報刊亭經營者一個新的地點銷售書報刊。賣報人若不滿意新地點可以狀告市政府，一切交由法院來裁決。但在法院作出判決之前，任何人、任何機構，包括政府機構，都不能強拆書報刊亭。亞曆山大說，巴塞羅那有一些百年老書報刊亭，100年沒動地方，除了法律的保護，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巴塞羅那的百年市政規劃已確定可以拆樓、拆房但不拆路，因此即便有很大的工程也不會影響書報刊亭的正常運轉，反之政府還會進行經濟補償。
如果說西班牙書報刊亭的穩定得益於其歐洲式社會的成熟和穩定的話，那麼在俄羅斯、印度、伊朗、敘利亞等發展中國家，而且在這些國家經常舉行大規模慶典和群眾集會的情況下，書報刊亭又是怎樣的情形呢？在這些國家，慶典不僅不會給書報刊亭帶來麻煩，反而會帶來更多的生意。瓦莉婭大嬸在莫斯科一個地鐵站附近經營一家書報刊亭，同時也出售香煙和飲料等雜貨。她對采訪者說：“我通常早上6點到書報刊亭，整理報刊大概要半個小時。早上配送報紙的車會在7點前把當天的報刊送來，早一點到書報刊亭，可以趕在上班高峰多賣一些報。”在莫斯科，普通報紙定價一般在15—35盧布之間，折合人民幣大概在3—8元之間，零售書報刊的利潤是非常微薄的。接受采訪的瓦莉婭大嬸說，僅靠出售報紙是沒法在莫斯科生活的，她每月經營雜貨的收入能有四五百美元，可以勉強度日。談到慶典活動，瓦莉婭大嬸說對書報刊亭沒什麼影響，反倒是那些被允許設立在景點、主要幹道附近的書報刊亭，生意異常地好。每年5月莫斯科都會舉行盛大的遊行活動，警察除了出來維持街道秩序外，一般不會管製書報刊亭。當然，瓦莉婭大嬸也有她的憂慮，因為她的書報刊亭附近正在開發房地產，她說如果市政部門要求她搬遷，那也隻能遷走，但她相信不會遇到“強拆”的情況。
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人們幾乎在每一個角落都能找到一個書報刊亭。賣報人一年到頭都非常繁忙地工作著，即使是國家規定的節假日也不休息，比如5月25日的國慶節。一年中，書報刊亭的主人們隻會受到一個節日的“幹擾”而關閉書報刊亭，那就是被稱為“Diadel Canallita”的賣報者的節日，在這一天所有報紙銷售人員都會聚集在一起慶祝這個自己的節日。在秘魯首都利馬，86歲高齡、賣報33年的羅瑞蓉老人仍然在唐人街上經營書報刊亭。她對采訪者說，每4年換屆一次的區政府，對書報刊亭都有不同的要求，有的要求佩戴工作證，有的要求填寫各種資料，有的要求穿統一製服，每屆區政府都有自己的新政，但是總體上平均每年收取300索爾（約100多美元）的稅額，她與女兒的日子過得雖然有點緊張但還是比較穩定。區政府的各種“變法”基本不會觸及她們的根本利益。
書報刊亭風景獨好
在秘魯，人們有個習慣就是愛在街上買報而不喜歡訂報。清晨，你會看到書報刊亭前站著許多人，圍著看當天各家報紙的標題，然後選擇一份自己中意的報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