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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5月3日，我回到了鬆柏鎮。到林區科委一打聽，聽說是中科院武漢分院發來電報，通知我於年5月4日至6日，到武漢參加湖北省野人考察專題會。沒有了時間，更沒有路費，我已無法前往武漢。
當年鄂西北科考隊隊員於工(左1)、於建(左3)、黎國華(後)、樊井泉(右2)、胡振林(右1)在考察營地小憩。
1980年5月4日至6日，湖北省政府、中科院武漢分院，在武漢洪山禮堂召開了“鄂西北野人考察專題會議。”在“鄂西北奇異動物科學考察隊”的成立大會上，湖北省委第一書記陳丕顯親臨會議講話。他說：“要想辦法破謎，這是個大事情。這個謎，已有三千多年曆史。現在要破謎，有的相信，有的不相信，如果說服了不相信的人，再進行這一工作就晚了。”
1980年5月27日，神農架高山風和日麗。我作為“鄂西北奇異動物科學考察隊”的隊員，終於和20餘名科考隊員一道，乘坐考察隊的一輛中吉普，經鴨子口來到了位於猴子石主峰東南方3公裏的大灣大本營。這次，我與袁裕豪、李孜及房縣文化局副局長甘明華，都成了科考隊員。林區政府副區長杜永林、中科院武漢分院計劃處處長李世成、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生物係副教授劉民壯、鄖陽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孟慶寶，分別擔任了科考隊的隊長和政委。在參加這次“鄂西北奇異動物科學考察隊”的隊員中，還有武漢大學、華中師範大學的劉剛、吳發清、戴中新等專門負責標本製作的生物專家；有竹山縣柳林區的兩位地方武裝部長柯長茂、何立誌及鄧世喜、彭寶朝、劉學剛等人；有來自太原、北京、上海的誌願者樊井泉、於工、於建、杜伯康；還有因曾在山中目睹過野人和發現過野人蹤跡，向考察隊請纓參戰的周鴻尤、胡振林、王福田、向恒柱等林區工作人員。
劉民壯隊長要選定猴子石附近的大灣為考察隊的大本營，除了因為我於2月28日在離這裏不遠處的反灣梁見過野人，還因為劉民壯隊長和甘明華、李孜、袁裕豪、王承忠等科考隊員，於1979年冬天，也在反灣梁的密林中找到過野人蹤跡，並灌製了野人腳印的石膏模型。
時值初夏，高山森林因冰雪消融，已很難發現野人的蹤跡。考察隊員們一人配備了一支步槍、少量子彈、一套軍裝、雨衣、水壺、幹糧袋，還有科學院過去開展野外勘測的陳舊的鴨絨睡袋、羽絨服、幾個大型充氣帳篷等裝備，但僅有三部普通照相機。為了依靠二十多個科考隊員，盡快找到野人線索，劉民壯隊長以我獨自潛入山中探險，並有幸找到野人為例，將考察隊員分成了四個小組，分別開赴到槍刀山、豬拱坪、神農架主峰附近等野人曾經出沒過的地方，分頭展開野人線索的搜尋工作。
在考察隊大本營，一間寬6米、長20米，箭竹圍牆、樹枝架床、油氈蓋頂的考察隊營房建起來了。但除了製作鳥類、獸類標本的兩位生物專家經常在這裏住宿，其他科考隊員都是幾個人一組，一頭鑽在叢林裏艱苦地尋找野人線索。為了一舉破謎，科考隊員們都恨不得把自己變成野人。在沒有任何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也沒有任何先進考察設備的情況下，人們隻能憑著感覺，依靠兩條腿，認為哪裏山深林密，哪裏有奇洞異穴，哪裏值得懷疑就奔向哪裏。
6月8日，於工、於建兩兄弟經過在山中反複穿插搜尋，在離大本營不遠處的猴子石主峰東側的茂密的箭竹林海中，發現了一個野人的睡窩。這是一個完全用箭竹編製而成，直徑約90厘米、高約100厘米，形似一把沙發椅，可供野人在山間休息的小睡窩。這種“沙發椅”全是由七八根箭竹經過手的勞作擰成一束束繩狀後，編製而成的。在睡窩附近，考察隊員還找到了幾堆野人拉下不久的糞便。
進山不久，發現了野人線索，科考隊員情緒十分高漲。各個小組都在山中忘我地搜尋起來。來自太原鋼鐵公司的工程師樊井泉，是因為曾在與大巴山毗鄰的秦嶺太白山多次見過野人，這次和北京的待業知識青年於工、於建一道，通過到科學院古脊椎古人類研究所找黃萬波、袁振新兩位科考隊顧問請戰參加考察隊的。這次我與樊井泉、於工、於建四人一個小組，我們在考察隊大本營經過一番準備，就帶上充氣帳篷、炊具、糧食、壓縮餅幹和各自的半自動步槍，徑直朝著我們的考察目的地——豬拱坪無人區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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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慶寶是鄂西北有名的野人政委。早在1975年，他在擔任鄂西北竹山縣武裝部部長的時候，就聽竹山縣百裏公社武裝部長張誌勇和公社副書記曾廣厚向他反映過，說他們曾在魯班峽一次見過兩個野人。孟慶寶自己在一次帶領縣武裝部幹部黃永奎等人，深入到竹山縣邊遠山區檢查工作的途中，也親眼目睹過野人。1977年，鄂西北轟轟烈烈的野人考察剛剛落下帷幕，在與神農架大九湖毗鄰的竹山縣境內，頻頻傳來當地山民目擊野人的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