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隱者高明，抱頭藏尾
1憤世妒俗，以隱抗爭
即現實社會不符合自己的理想，而自己又無力改變，遂用隱居來表示自己對這個社會的抗議。這種隱，表達了因社會變革而使其利益受到損害的一部分人的心態，也代表了隱之一種類型。
莊周(約公元前369—公元前296年)，是戰國時期宋國蒙(今河南商丘東北)人。他的生卒年份，是根據他“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以及他同惠施交往和惠施為相的時間推定的。莊周是沒落貴族出身的知識分子，除一度在家鄉出任管理漆園的小吏外，終生窮困潦倒，隱而不仕，致力於著述和講學。他身居僻閭隘巷，衣食艱難，曾靠編織草鞋謀生。有時斷炊，要跑到監河侯家借米。甚至接受魏王召見，身上穿的依然是打著補丁的粗布舊衣，破裂的草鞋也用麻繩綁著。
據《莊子·秋水》記載：
陽光下，濮水泛著銀波緩緩向前流去。一位衣著襤褸的老者，聚精會神地在岸邊柳樹下垂釣。身後什麼時候走來兩個峨冠博帶的人物，他都沒有察覺。“對不起!打擾您了，老夫子。我倆是楚威王的欽差，奉命前來恭迎您進宮總揆國務。”來人的話語絲毫也沒有引起老者的重視，隻聽他漫不經心地回答說：“聽說楚國有隻神龜，已經死了三千多年，楚王畢恭畢敬地將其屍骨藏在蓋有絲巾的竹箱裏，供奉在廟堂上。你們說，這隻龜是願意丟下遺骨取貴於廟堂，還是願意活著在泥水裏自由地搖尾遊弋?”
“當然願意在泥水中無拘無束地生活嘍!”
老者接著說：“既然如此，就請二位回宮去吧!因為我要像棲息在泥水中的龜那樣逍遙地度過殘生。”莊周就是這樣一個不願意進入仕途的人。
莊周的難堪處境，是由於“高岸為穀，深穀為陵”般的社會大動蕩所造成的。戰國時期，可謂“天下大亂”。當時，各個地區從經濟、政治到思想文化，一切都處在急劇變化之中。在這種變革的浪潮衝擊下，社會各階級也在不斷發生分化和重新組合。昔日的貴族，自然也莫能外。他們當中，有些人力功爭強，操權弄柄，躋身於統治集團；有些人抗爭敗北，被迫就範，淪落為平民百姓。莊周可能就是在這次社會沉浮中，失去貴族的爵位和俸祿，剩下貴族的血統與文化，變成人微言輕的隱士的。所以，他對使他沉淪的封建等級社會，以及為這個社會服務的儒家說教仁義禮智、功名利祿等深惡痛絕，有如骨鯁在喉。於是，他利用自己“於學無所不窺”的有利條件，借助寓言故事闡述思想觀點，以奇幻詭異的虛構、瑰麗魅人的形象、詼諧幽默的語言，來抨擊與其理想格格不入的現實。
莊子是戰國時期道家學說的代表人物，他因其家族是這個劇烈動蕩變化社會的受害者，因而對劇烈的社會變化和由這種變化所形成的現實社會強烈不滿，對社會的發展變化持否定態度，刻意揭露社會的陰暗麵，希望社會回到以前的“小國寡民”的狀態中。莊子用寓言和散文來揭露社會的陰暗麵，同時也借以表達自己的理想。因而，莊子也是以另一種方式來積極入世，與那種單純因性格而造成的消極退隱有所不同。
2性格孤傲，以隱求靜
指生性孤傲，難以適應繁文縟節和曲媚迎上的官場氛圍，故退隱林泉，樂情山水。人之性格所在，生活當求其性之所適、情之所宜；若違背性格，一味求取功名利祿於官場，則不僅失心性之所宜，且還會性格因素得咎於官場，禍及己身，非明智之舉也。
陶淵明(365—427年)，字元亮，或雲名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是我國四、五世紀的一位大詩人。陶淵明的曾祖陶侃，是東晉王朝的開國元勳，官至大司馬，封長沙郡公。陶侃原是少數民族，雖以武功博得高位，但“望非世族”，和當時王、謝諸姓的聲望究竟不同。到陶淵明出生以後，陶家已經大大衰落，所以在特別講究門第的東晉時代是不會受到社會重視的，同時也決定了他在仕進上的種種限製。
陶淵明從小受的是儒家傳統思想教育，同一般封建社會中的知識分子一樣，年青時代即懷有濟世之誌。所謂“少時壯且厲，撫劍獨遠遊”，也有濟世安民的抱負。但在黑暗的現實條件下，他的壯誌是無法實現的。從二十九歲起，他先後四次出仕，做過祭酒、參軍、縣令，然而每次曆時都很短。陶淵明因為母親年老，家中貧困，出來當了州裏的祭酒。但他忍受不了官吏的雜務，不多久就自己辭職回家了。州裏又請他去做主簿，他不去就職，自己在家裏耕種，養活自己，於是得了虛弱之病。後來，他又任鎮軍將軍和建威將軍的參軍，對親友說：“我想暫時做做地方官，好積攢點錢，留待歸隱時候用，可以吧?”掌權的人知道他有這樣的心願，就讓他做彭澤令。陶潛平素對貴人很簡慢，不奉迎巴結上司。一次，郡裏派督郵到縣裏辦事，按照規定，縣裏的屬吏跟陶潛說，應該收拾整齊去謁見督郵。陶淵明歎口氣說：“我不能為了掙五鬥米，就彎腰屈膝，小心翼翼地去侍奉一個鄉巴佬。”當即解綬去職，唱著《歸去來兮辭》歸隱鄉間了，任職僅八十餘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