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總理閣下，我撒了個大謊，來時我答應不給您拍照，可是我覺得不能不給您拍照，因為我很難見到您。請允許。
也許是被他的真誠所打動，周總理微微地點了點頭，對洛蒂的請求表示了認可。於是，洛蒂立即請周總理坐在一把紅色沙發上，利用現場光，迅速地拍下了兩張照片。洛蒂使用的是徠卡M4相機，90毫米中焦鏡頭，光圈f／28，快門速度1／8秒，ASA200度的柯達彩色負片(按ASA800度曝光)。
拍完這兩個鏡頭後，洛蒂離開了接見廳。也許是多年從事新聞攝影的敏感，他立刻將相機上剛拍了兩張的膠卷卸下來並藏在身上，然後，迅速換上一個新膠卷按了兩下快門。果然，洛蒂未經允許拍照的行為，引起了人民大會堂有關人員的注意。不一會，一個警衛人員走上前來，很有禮貌然而堅決地要求他將拍攝的膠卷交出來。這時，洛蒂故意裝作極不情願的樣子，把相機打開，將新裝上的膠卷從相機中抽出、曝光。
此後，洛蒂將那個為周總理拍照的膠卷寸步不離地帶在身邊，直到12天後回到意大利時，才進入暗房親手衝洗出來。
洛蒂談到這幅照片時說：
周恩來是個偉大的政治家。同時，他還有一種別於其他政治家的氣質和風度，這就是他的紳士風度。我這張照片，就突出了他的這種紳士風度。
三、 毛澤東最早的標準像
提起那幅膾炙人口的經典之作《齊白石》，人們立即會想起攝影家鄭景康。其實，早在上世紀40年代，他拍攝的照片就得到了毛澤東的稱讚。
那是延安文藝座談會期間，作為被邀請與會的攝影界代表，鄭景康把抗戰初期在大後方和到延安後所攝的部分照片，題名《抗日初期之一角》，在延安軍人俱樂部、作家俱樂部和楊家嶺展出。這是延安首次舉辦個人攝影藝術展覽。1942年5月7日，《解放日報》特地發布了這一消息：
文抗作家俱樂部，定於本月9日至10日舉行景康照相展覽會。內容包括：人像、攝影報道。第一輯分兩部，前部純係藝術作品，後部係抗戰初期新聞攝影，包括前線、後方各種動態。
這個展覽，在作家俱樂部展出時，毛澤東曾在晚上提燈觀看，並對在場的艾青和張仃說，這些照片的特點是“抓住了動態”。
兩年後，鄭景康為毛澤東拍攝了一幅肖像，這幅題為《毛主席在延安》的照片，被廣泛印刷，成為毛澤東最早的領袖標準像。
鄭景康(1904～1978)，廣東中山人。其父鄭觀應，是晚清的商務幫辦和愛國學者，著有《救時揭要》、《盛世危言》等書。鄭景康早年就讀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從愛好繪畫而轉向攝影。1929年在上海柯達公司服務處工作，1934年在北平舉辦“景康個人影展”。抗戰初期，他關閉了在香港開設的“景康攝影室”，到漢口、重慶任國際宣傳處攝影室主任。1941年1月，經周恩來介紹， 由重慶赴延安，在八路軍總政宣傳部任攝影記者。
鄭景康拍攝的照片，尤其是他拍攝的人物活動和肖像照片，深刻地表現了人物內在的精神麵貌。他認為要把人拍好、拍像，必須注意表現人的個性。他說：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個性”，也就是每個人不同本質的表現。如剛強、溫柔、健談、沉默。不同的個性，在平時的語言和行動中是經常不斷的表現，是個人的經常運動，是不能偽裝的。偽裝掩蓋和改換個性，是暫時的，不能永久的，同時在偽裝的時期，是會不自覺的流露真情的。
人像所以(有)像不像的問題，與光線、鏡角有關，但主要的是保存常態的問題。
鄭景康反對“勉強(對象)作不自然的表情，使被攝者的神態失常，手足無措”；主張“在平時的自然和必然的運動中”，“觀察人的個性”，“一定要在‘實事’(人或物)裏‘求是’(自然必然的經常運動)”。在他看來，好的人像照片“就是活生生的表現”，“是活生生的抓住動態，而不是死板的”，“一幅隻能形似而不能傳神的作品，是沒有靈魂的”。
鄭景康的人像攝影實踐和理論，對中國人像攝影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