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話本與唐專奇
唐代通俗文學
話本小說是唐代通俗文學的重要體裁之一。它的產生，向上可追溯到隋代，《太平廣記》卷二四八引《啟顏錄》雲：“侯白在散官，隸屬楊素……逢素子玄感，乃雲：‘侯秀才可與玄感說一個好話。’”侯白是隋初秀才，曾以儒林郎修國史。這裏“說一個好話”指講一個好故事，足見隋代已經出現“說話”的形式。發展到唐代，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據唐人文獻記載，玄宗晚年喜好“說話”，表明“說話”已深入宮廷。特別是從敦煌遺書發現明確題為“話”的《廬山遠公話》、《韓擒虎話本》(“話”，原作“畫”)、《葉淨能話》以及《師婆漫語話》、《說陰陽人漫語話》的記載，進一步證實唐代已經產生同變文有別的話本小說。也就是說，當變文從佛寺禪門走向民間，佛經神變故事逐漸為世俗內容所代替，民間說話藝人逐漸取代俗講僧的時候，“說話”因更易於招徠聽眾，顯出比“轉變”和變文更大的優越性。這的話本小說漸漸成為有意識的創作活動，並對社會生活產生一定的影響，以致我國西部邊陲敦煌地區都在傳抄著話本小說。
唐代話本小說主要見於敦煌寫本，有的殘損嚴重，甚至難以卒讀。僅就殘存內容來看，它們分別從不同角度反映社會生活的一些方麵，強烈譴責封建社會的倫理道德和人們靈魂深處的醜惡東西，在一定程度上表達出人們的理想、意願和要求。但是，其中也有某些消極落後的思想內容，或鼓吹封建的“忠孝”觀念，或宣揚佛經教義的迷信思想，或誇張虛無縹緲，神奇怪誕的情節，往往起到銷蝕人們鬥誌，維護封建秩序的作用，因此，對具體作品應當進行具體分析。
唐代話本小說在情節結構、表現手法和語言運用方麵雖然還不夠成熟，但已顯示出一定的藝術特色。
上述話本作品大都源於一些零散簡略的曆史記載或民間傳說，經過說話藝人反複渲染和巧妙構思，編織得周密細致、跌宕起伏，饒有情趣地把人們引向神奇的藝術境界。如《葉淨能話》描寫葉淨能降伏嶽神、送還張令妻事，同《太平廣記》卷三七八的“李主簿妻”條；葉淨能智斬妖狐，巧救康太清女事，同《朝野僉載》卷三的“淩空觀葉道士咒刀”條；葉淨能蜀川觀燈事，同《幽怪錄》“廣陵觀燈”條；葉淨能與唐玄宗暢遊月宮事，同《龍城錄》記“唐明皇夢遊廣寒宮”條等，皆有因襲之跡可尋。但是，《葉淨能話》作者充分利用說話鋪陳敘事的特點，集一係 列小故事於一篇，把葉淨能刻畫成一位“絕古超今、化窮無極”的道者。作者在描述這些奇異故事時，不是作鬆散的組合，而是利用唐明皇“傾心好道，專意求仙”、 “頻詔淨能於大內顧問”、“淨能時時進法”為主線，把它們一個個串聯起來，形成有機的整體。另一方麵，作者敘述這些故事時也不是簡單重複，而是利用生動的細節描寫，錯綜的矛盾衝突，把一些小故事寫得娓娓動聽，並逐漸糅合進葉淨能“造化須移則移，乾坤要止則止”的道教法力之中，產生引人入勝的藝術效果。
唐代話本小說在表現方法上還運用豐富的想像和強烈的誇張，通過虛幻的情節結構，把人物放到光怪陸離的幻想裏加以藝術的描繪，使人物形象具有傳奇色彩。如《廬山遠公話》巧妙安排下“山神造寺”、“潭龍聽經”和“造一法船，歸依上界”等虛幻情節，進一步突出慧遠是一位“能知人家以前三百年富，又知人家向後二百年貧”的得道真僧的藝術形象。《韓擒虎話本》最後設下天曹地府迎候韓擒虎為“陰間之主”的情節，都是運用浪漫主義藝術手法，加強人物形象理想化描繪的初步嚐試，為後代小說的人物描寫開拓了一條新的途徑。
唐代話本小說重在講說，故以散文敘述為主，雖然還殘留著駢語的痕跡，但已初步擺脫浮豔繁縟文風的影響，創造出一種文白兼用、質樸練達，接近口語的文學語言。
唐代話本小說所取得的藝術成就，表明我國短篇小說創作在唐代已經呈現出新的麵貌，比起漢魏六朝以來形式疏略、類似短劄雜記的誌怪小說有了較大的發展。正如魯迅所說：“小說亦如詩，至唐而一變，雖尚不離於搜奇記逸，然敘述婉轉，文辭華豔，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跡甚明，而尤顯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為小說。”這話雖是對唐人傳奇而言，用於敦煌話本同樣合適。魯迅對敦煌遺書中的《唐太宗人冥記》、《秋胡》等小說十分注意，他認為“用白話作書者實不始於宋……仍為唐人之作也”。敦煌遺書內《廬山遠公話》等話奉小說，生動說明小說創作在唐代已經進入新的階段，已逐漸成為有意識的創作活動。這些作品體式結構上“人話”、“正話”等特點，也進一步證實宋元話本並不是突然繁榮起來的，而是唐代話本小說發展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