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30年代電影
“30年代電影”一般是指1931年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這六七年當中中國電影出現的一段空前繁榮的局麵，在這短短的幾年裏，中國電影無論思想內容還是藝術形式都出現了革命性的變化，發展到30年代的電影已經進入到一個新的時期。從題材的選擇、導演的藝術、演員的表現，到攝影、音樂、美工等領域，都展示了它的新姿。它追隨時代前進步伐，貼近社會生活，普及民眾教育，提高藝術質量，重視電影聲譽。30年代是中國電影史上第一個黃金時代。
究其原因，一方麵是因為九一八事變改變了國內的政治形勢，特別影響了創作者和觀眾的心理狀態，不僅限於思想內容，而且涉及整個電影思維方式；另一方麵由於有聲電影的出現等一係列技術進步和外國電影經驗的大規模介紹，推動了電影藝術技巧的大幅度發展，使電影在外在形式上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更重要的一點是由於一批新的藝術家加入到電影創作隊伍中來。在時代的變革給電影提出了新的創作課題的時候，一大批思想活躍的進步文藝青年在時代的感召下投身於電影。他們身上較少舊電影圈的影響，卻帶來了以往中國電影界從未有過的文化背景和藝術經驗，這才使他們能衝破舊影圈的陳規陋習，對中國電影的思想和藝術麵貌的全麵改觀起到了突出的作用。
複興國片運動
20年代末日益加劇的商業競爭使得中國電影陷入困頓，給剛剛建立的中國電影工業造成了掠奪性的破壞，電影家們看到了投機作風的徹底失敗，並開始重新考慮如何以質量求生存，並探求著新的經營方式，由羅明佑創辦的聯華影業公司就是在此時以一種全新的管理和創作麵目登上影壇的。
1928年，以經營電影院起家的羅明佑，同民新影片公司的黎民偉首先取得協議，這年12月，以華北公司名義，與民新公司在北平合作拍攝揭露官場黑暗的故事片《故都春夢》，公映後頗受歡迎，遂再以“民新”、“華北”名義又同大中華百合影片公司取得合作，共同組成聯華影業公司，為混濁的電影市場注入一股清流。1930年聯華影業公司公映了批判封建門第觀念、提倡自由戀愛的《野草閑花》。影片擺脫了當時一些國產影片低級趣味的傾向，以一種清新脫俗的藝術風格，為廓清影壇風氣開了個好頭，受到廣大觀眾的關注與歡迎。“聯華”倡導的“複興國片”運動，宗旨是“改革神怪、迷信、凶惡、打殺之國片作風”，提出“提倡藝術、宣揚文化、啟發民智、挽救影業”的方針，先後拍攝了《戀愛與義務》、《愛欲之爭》、《恒娘》、《一剪梅》、《心痛》、《桃花泣血記》等片。在這宗旨下，聯華公司吸納很多擁有權勢的投資者，同時亦網羅一批極具才華的知識分子作為創作人員。藝術創作上擺脫了文明戲影響，較注意電影藝術特性的運用和掌握，深受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觀眾的歡迎，在聯華存在的8年間，共攝製影片近100部。大多為“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的“新派電影”。所以“聯華”建立沒多久，就代替“大中華百合”，與“天一”、“明星”公司鼎足而立，並在觀眾中產生了與“明星”、“天一”的影片的不同印象。而當時的“神怪武俠”之風，亦隨著聯華的成立，及其後1931年九一八事變和1932年一·二八事變的爆發而沒落。
就出品數量而言，聯華影業公司的初期創作在當時整個影壇所占的比例並不算大，但其注重藝術質量的製片實踐卻為提高國片的文化地位、改變觀眾結構和重新贏得市場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就此而言，複興國片運動為不久以後勃興的標誌中國電影藝術整體躍進的左翼電影運動作了某種準備。
左翼電影運動
1迅起——“中國電影年”
中國左翼電影運動是中國左翼文化運動的一個延伸和發展。1927年，北伐戰爭失敗之後，以魯迅、郭沫若、茅盾為首的大批進步文化工作者彙集到上海。1930年3月，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由魯迅等50餘人發起，於上海成立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同時文藝界的其他左翼團體亦紛紛成立。同年8月，組成中國左翼劇團聯盟；次年1月，改組為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簡稱“劇聯”或“左翼劇聯”)，在中國左翼文化界總同盟(簡稱“文總”)統一領導下展開工作。
左翼文化運動的初期，魯迅、瞿秋白、夏衍等“左翼作家聯盟”、“左翼戲劇家聯盟”的成員，首先發表、翻譯有關電影的文章，表示對電影問題的關注和重視。在展開對“左聯”決議中提出的“大眾化問題”的討論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開始提出領導電影的問題。1931年9月“左翼劇聯”通過的《最近行動綱領——在現階段對於白色區域戲劇運動的領導綱領》中，其中有三條講及電影，指出它的基本精神、原則、方法和策略。這個《綱領》清楚地規定左翼電影應當麵向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方針，提出左翼電影應當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剝削、國民黨獨裁政權的壓迫，描寫無產階級、農民群眾和階級鬥爭以及小資產階級的出路；提出了理論戰線的建設和對各種反動電影理論及其作品的鬥爭的任務，並根據這些方針和任務，提出許多具體的鬥爭策略和工作方法，還涉及到幹部的培養問題。這些，在以後展開的左翼電影運動中，都逐步得到認真的貫徹。因此，《最近行動綱領》的提出，就提出了關於電影的行動綱領，成為了之後的左翼電影運動發展的基礎。
1931年9月，日本帝國主義製造了九一八事變，發動對中國東北的進攻，不過3個多月的時間，整個東北全部淪為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地。1932年初，日本帝國主義又製造了一·二八事變，由此爆發了上海的抗日戰爭。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進一步覺醒，很多電影觀眾對電影界的武俠神怪片泛濫不滿，提出“猛醒救國”。當時的《影戲雜誌》就收到過600多封讀者的來信，要求各大電影公司拍攝抗日電影，鼓勵抗戰。於是，一些電影工作者冒著危險拍攝抗日新聞片、紀錄片，並創作了動畫片，如明星公司的《上海之戰》，天一公司的《上海浩劫記》，在內地和南洋很快上映，受到廣大觀眾熱烈歡迎。與此同時，中國的電影界也發生重大變化，一方麵，一·二八的炮火不僅直接毀掉了設在上海虹口、閘北、江灣等地區的各家影片公司和電影院，也間接地使不少中小影片公司停業。由於遭到戰火的破壞等原因停業的就有30多家影片公司和16家電影院，隨著國產電影市場的縮減，電影製片業殘存的明星、聯華、天一和幾家小公司都麵臨難以維持的危機。電影界的有識之士，深感宣揚封建思想、神怪武俠的電影已趨沒落，反映現實的影片成為時代的需要。當時明星公司投巨資拍攝的《啼笑姻緣》在一·二八事變後也遭遇到票房的慘敗，明星公司在經濟上陷入危機，明星公司的老板開始考慮製片方針的改變。
1932年5月，明星影片公司負責人之一的周劍雲通過阿英結識了夏衍等左翼文藝運動的領導人，並聘請夏衍、鄭伯奇、阿英擔任明星影片公司編劇顧問，與鄭正秋、洪深等一起組成編劇委員會。
1933年3月，黨在電影界成立了以夏衍、阿英、王塵無、石淩鶴、司徒慧敏為成員的電影小組。黨的電影小組為中國進步電影奠基，主要做了四件事：一是抓編劇。小組成員分頭到上海各主要電影公司擔任編劇主任或顧問，創作出了一批優秀的或比較優秀的電影劇本；二是把當時在文藝界已嶄露頭角的有進步思想的新人，通過不同的渠道輸送到電影界去，以加強電影界的進步力量；三是建立左翼影評，在上海各主要報紙上開辟和占領電影副刊評論陣地；四是成立中國電影文化協會，展開關於中國電影文化運動方針任務的討論。
影片《脂粉市場》廣告黨的電影小組進一步全麵地展開各項工作，除向明星影片公司、藝華影片公司、聯華影業公司等提供電影劇本外，還加強各個影片公司的進步創作力量，把以“左翼劇聯”盟員為主的許多新文藝工作者陸續介紹到各個影業公司中去，如“聯華”和“天一”等公司就邀請陽翰笙、田漢、孫師毅、聶耳等共產黨人加入，而田漢還幫助籌組藝華公司，從而保證了進步影片的拍攝；同時，還積極建立左翼電影理論和評論的隊伍和陣地。在1932年7月，“左翼劇聯”成立了影評小組，並陸續在上海各主要報紙上開辟了《每日電影》(《晨報》)、《本埠增刊電影專刊》(《申報》)、《影譚》(《民報》)、《電影新地》(《中華日報》)、《電影時報》(《時報》)等電影副刊，創辦自己的理論批評刊物《電影藝術》周刊。1933年5月，在黨的電影小組領導下，左翼理論家和進步電影工作者對中國電影文化協會成立時提出的電影文化運動的方針和任務，進行了一次廣泛的宣傳和討論，推動了明星、藝華、聯華等影片公司的影片創作，也影響了天一和其他小公司的電影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