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在研究和實踐的計劃、實施以及評價階段均很重要。研究者可以運用理論幫助其回答“是什麼”、“為什麼”、“怎麼樣”等問題。換句話說，理論可以指導我們探索，為什麼有些人不遵照醫生或體育專業人士的建議參與體育鍛煉（exercise or physical activity）本書中，作者將體育鍛煉（exercise）和身體活動，亦稱體力活動（physical activity）統稱為“體育鍛煉”，不加區別地互換使用。幫助我們明確，在計劃和製定一項健康行為幹預策略之前什麼最重要；促使我們發現，怎樣製定幹預才能真正作用於目標人群或組織，直至對他們的目標行為產生真正的影響。
目前，沒有一個理論或概念框架主導著健康行為領域內的研究和實踐。Glanz等在對1986年至1988年健康教育領域內發表的、與理論相關的論文進行綜述後發現：51篇論文中，最多被提及的三個理論分別是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合理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和健康信念模型（health belief model，HBM）（Glanz，Lewis &Rimer，1990）。1996年，在對健康教育、醫學和行為科學領域內的24種雜誌、1992年至1994年發表的526篇與理論相關的論文研究進行比較後發現：研究共涉及66個不同的理論或模型，其中有21個理論或模型被提及8次或以上。應用率排在前八位的理論或概念分別是：健康信念模型；社會認知理論（social cognitive theory，SCT）；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合理行為/計劃行為理論（TRA，or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社區組織（community）；跨理論模型/階段變化模型（transtheoretical model，TTM；stage of change model，SCM）；社會市場化（social marketing）；社會支持/社會網絡（social support，or social network）（Glanz，Lewis &Rimer，1996）。
2002年，Glanz等對1999年至2000年發表在健康教育、健康行為和預防醫學領域12種雜誌上與理論相關的論文進行了綜述。分析發現：早期出現的10個不同理論或模型得到了廣泛運用。其中排在前兩位，並在相關領域研究中占據主導地位的理論分別是社會認知理論和階段變化模型。其餘8個理論是：健康信念模型；社會支持/社會網絡；醫患溝通；計劃行為/合理行為理論；壓力及應對；社區組織；生態學模型/社會生態學（ecological model/social ecology）；擴散創新（diffusion of innovations）（Glanz，Lewis &Rimer，2002）。
最近，Glanz等再次對2000年至2005年發表在論文中的理論進行綜述後發現，最普遍被使用的理論或模型是：階段變化模型、社會認知理論和健康信念模型，占主導地位的理論與1999年至2000年間的情況並無不同。盡管在健康教育、健康行為領域內有數十個理論或模型被使用過，但其中幾個理論或模型的應用範圍卻更為廣泛，相關研究也更為深入。而這其中又有數個概念，跨理論地在健康行為促進和健康行為改變過程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個體價值觀（individuals view of the world）；影響的多層次（multiple level of influence）；行為改變是一個過程（behavior change as a process）；動機對意圖（motivation versus intension）；意圖對行動（intension versus motivation）；改變行為對保持行為改變（changing behavior versus maintaining behavior change）（Glanz &Oldenbury，2001）。
Gland等在對上述研究成果進行綜述時，按理論使用的形式和程度，將應用於健康行為領域內的理論進行了劃分：
（1）介紹理論（informed by theory）：明確一個理論結構，但對理論的結構沒有或僅進行了有限的研究和測量。
（2）應用理論（applied theory）：對特定理論進行了詳盡的說明，並就理論的幾個結構進行了應用和研究。
（3）檢驗理論（tested theory）：對特定的理論進行了詳盡的說明，超過半數的結構被測量和明確的檢驗，或是在研究中對兩個或是兩個以上理論進行了對比分析。
（4）構建/創造理論（building/creating theory）：發展或改進、拓展一個理論，並對理論的結構進行了明確、測量和分析。
他們進一步對69篇論文中涉及的139個理論進行分析後發現，69.1%的研究屬於“介紹理論”；17.9%屬於“應用理論”；3.6%屬於“檢驗理論”；還有9.4%屬於“構建/創造理論”（Painter，Borba，Hynes，Mays &Glanz.2008）。
基於Glanz等對應用於健康行為領域內相關理論的分析，及該領域關注環境和多層次因素對行為改變（behavior change）影響的發展趨勢，本書選取：（1）關注個體層麵因素對行為改變影響的理論：健康信念模型；（2）關注個體間層麵因素對行為改變影響的理論：社會認知理論；（3）關注多層麵因素對行為改變影響的理論：社會生態學模型（social ecological model，SEM），分別進行簡要的介紹。
1.1.1健康信念模型
個體是健康行為理論、研究和實踐，以及健康行為本身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這並不意味著個體是唯一的或是幹預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盡管團隊、組織、社區，抑或是更大的結構均由個體組成。為了有效地幹預健康行為，並對幹預效果進行成功的測量，研究者必須了解個體在健康行為中的角色及其發揮的作用。本書雖僅介紹個體層麵健康行為理論中的健康信念模型，但這並不影響“個體層麵理論的結合”以及“不同層麵理論間的結合”成為健康行為領域研究和實踐的主流及發展趨勢。
20世紀四五十年代，研究者開始關注個體如何針對健康相關問題作出決策，以及什麼將決定健康行為。進入50年代，Rosenstock和Hochbaum及其同事開始了探究個體為什麼或為什麼不參加肺結核篩查的開創性工作。這一開拓性的行動及相關工作直接導致了健康信念模型的產生。既解釋健康行為的改變和保持，又作為幹預策略製定的理論框架，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健康信念模型一直是健康行為研究中應用最為廣泛的理論之一。在過去的二十年間，健康信念模型被拓展，與其他理論結構進行對比，並被應用於改變健康行為的幹預研究中。
1.1.1.1健康信念模型的起源
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社會心理學家發展了一個用於理解行為的方法，該方法來源於學習理論，並與之起源，即刺激反應理論（Watson，1925）和認知理論（Lewin，1951；Tolman，1932）相關。刺激反應理論認為，學習源於強化，生理驅動的減少激活了行為。Skinner（1938）提出了一個被廣泛接受的假設：行為發生的頻率取決於行為的結果和強化。在Skinner看來，即便是行為與即刻的獎勵之間存在的暫時聯係，也對增加行為被重複的可能性有效。
認知心理學者們則強調主觀假設和個體期望的作用，認為行為是對結果的主觀價值和期望的功能，該構想又通常被稱之為“價值-期望”理論。心理過程中的思維、推理、假設或期望等，都是認知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認知心理學家認為，強化源自個體對事物結果的期望的影響，而非行為本身的影響。當價值-期望概念在健康行為領域內被重構後，該理論假設：（1）個體重視防病強身的價值；（2）個體期望某一特定的行為可以防止疾病。其中期望還被進一步描述為個體對患病易感性的估計；對疾病嚴重性的主觀認知；以及通過行動能夠減少威脅的可能性（Champion &Skinner，2008）。
1.1.1.2健康信念模型的主要構成因素
健康信念模型中有幾個重要的概念用來預測個體為什麼會采取行動預防、篩查和控製疾病。它們包括易感性、嚴重性、采取某一行動的益處和弊端、行動線索，以及最近加入模型的自我效能等。最初，Hochbaum研究個體是否相信其是肺結核的易感人群，以及對早期接受篩查可能給自身帶來的益處的主觀知覺。在對肺結核病的易感性和早期接受篩查的好處均有認知的個體中，82%的個體至少自願接受了一次胸部的X光檢查；而在對易感性和益處沒有認知的個體中，僅有21%的個體在研究期間接受了自願的X光檢查（Hochbaum，1958）。
如果個體認為自己易受到某種情況的影響；認為該情況將會引發嚴重的後果；相信一係列的行動將使自己既減少易感性，又緩和結果的嚴重性；並且相信采取行動的預期收益將大於可能遇到的障礙時，他們將極有可能采取行動以降低患病的風險。針對已患病的情形，健康信念模型被重構為：對診斷的接受性，對疾病嚴重後果的預期，以及對疾病總體易感性的預期等（Champion &Skinner，2008）。
主觀易感性（perceived susceptibility）：指個體對遭遇某種狀況或患病可能性的信念。例如，個體A必須相信，女性有患乳腺癌的可能性，由此她才可能接受乳腺檢查。
主觀嚴重性（perceived severity）：感覺感染某種疾病或置之不理的嚴重性，包括對醫學和臨床結果的評價（如，死亡、殘疾和疼痛），以及可能的社會後果的評論（如，對工作、家庭生活和社會關係的影響）。主觀易感性和主觀嚴重性又常聯係起來被稱之為“主觀威脅”（perceived threat）。
主觀收益（perceived benefits）：盡管個體主觀感受到了嚴重健康狀況可能帶來的威脅，但這種知覺是否會導致行為改變，還取決於個體對采取行動減少患病風險可能獲得收益的認知。另一些與健康無關的知覺，如戒煙是為了減少花銷；進行乳腺檢查是為了取悅家人等，也會影響行動決策。因此，盡管個體表現出對易感性和嚴重性的積極認知，也未必會實踐建議的健康行為，除非他們同時認識到減少威脅可能給自身帶來的潛在收益。
主觀障礙（perceived barriers）：某一特定健康行為存在的消極內容——主觀障礙——也會成為阻礙個體實施健康行為的因素。個體會無意識地針對某一健康行為進行可能獲得的收益和弊端的比較分析——“它確實能幫我，但它可能很貴，有副作用，令人不快，不方便，或花費大量時間”。
行動線索（cues to action）：健康信念模型的不同版本中均包括可以引發行動的行動線索這一因素。Hochbaum認為，盡管個體已做好準備采取行動（感受到了主觀易感性和主觀收益），但也隻有在，特別是具有激發行動的線索時，如身體反應和環境變化（如媒體宣傳），才可能發揮作用。線索可以是一個噴嚏，或僅僅是對一張海報的關注。
自我效能（selfefficacy）：自我效能被Bandura定義為“個體對自身成功采取行動，以達到預期結果的自信程度”（Bandura，1997），並將自我效能期待與結果期待（outcome expectation）區分開來，將結果期待定義為“個體對特定行動將導致結果的估計”。結果期待與健康信念模型中的主觀收益類似，但卻不完全相同。1988年，Rosenstock等人建議將自我效能加入健康信念模型，作為一個獨立的結構（Rosenstock，Strecher &Becker，1988）。
其他變量：人口統計學變量、社會心理變量和結構變量可能影響個體的知覺，因此間接影響健康相關行為。例如，社會人口統計學變量，特別是受教育水平，被認為通過影響主觀易感性、嚴重性、收益和弊端，而間接對健康行為發揮作用。
在健康信念模型中，調節變量影響健康信念，行動線索也是如此；信念又最終導致行動。盡管健康信念模型明確了導致行為的結構變量，但卻沒有定義這些結構變量間的相互關係，這一模棱兩可也導致了模型應用過程中的不同。進一步明確模型中各變量間的關係，將有助於增加健康信念模型預測行為時的有效性（Champoin &Skinner，2008）。
1.1.1.3健康信念模型的應用
健康信念模型主要用來確定健康信念與健康行為間的關係，並製定相關幹預策略。由於該模型的特殊性，目前並沒有其在體育鍛煉領域進行研究的相關論文發表。因此，本書就健康信念模型在乳腺癌篩查行為中的應用情況作簡要說明。
健康信念模型認為，如果女性感覺其易受乳腺癌的影響，認為乳腺癌是一種嚴重的疾病，接受乳腺癌篩查的障礙小於可能獲得的收益，具有堅持檢查的自我效能，並獲得一定的行動線索時，她們極有可能進行醫生建議的乳腺癌檢查。眾多研究結果發現，健康信念模型構成因素與乳腺癌篩查行為之間存在關係。堅持行為和極高的主觀易感性、較少的主觀障礙、較高的主觀收益，以及健康專業人士建議的行動線索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關係（Champion，Ray，Heilman &Springston，2000；Friedman，Neff，Webb &Latham，1998；Phillips，Kerlikowske，Baker，Chang &Brown，1998）。由於早期的研究發現主觀嚴重性的變化十分微小，因此這個因素到近期才在乳腺癌篩查行為的相關研究中受到進一步關注。
同時，針對不同性質被試的研究發現，不同人種、種族的被試對易感性、收益和障礙持有不同形態的信念；不同被試對引發乳腺癌的原因也有著不同的看法，而這可能影響主觀易感性。例如，老年非洲裔美國婦女普遍認為，乳腺癌是由乳房受到的傷害所引起；而沒有受到過任何傷害的婦女則認為，她們的易感性極低（Guidry，MatthewsJuarez &Copeland，2003）。有關手術會引發乳腺癌擴散，手術即意味著死亡等觀念，即早期檢查的主觀收益極低的信念在非洲裔美國婦女中比白人婦女中更普遍（Guidry et al.，2003；Skinner，Champion，Menon &Seshadri，2002）。而某些類型的主觀障礙對特定文化和種族的婦女來說更為重要，例如，害羞是導致亞洲裔婦女極少堅持乳腺癌篩查的特殊障礙（Tang，Solomon &McCracken，2000）。
一些基於健康信念模型（至少使用主觀障礙因素）促進乳腺癌篩查的幹預研究被證明極為有效。健康信念模型通常被證實，能夠預測個體進行乳腺癌篩查的行為。另外，在社區層麵，采用低幹預頻率的研究還發現，健康信念模型的構成因素導致了乳腺癌篩查行為的增加，針對被試特殊健康信念進行的幹預有效。這與健康信念模型所強調的，針對個體易感性、收益、障礙和自我效能等特定信念進行幹預可能更為有效的建議，完全一致。研究中，那些早已相信自己處在患乳腺癌風險之中的婦女，無需接受強調易感性的信息；那些已經知道在何處可能獲得免費乳腺癌篩查卻無法前往的婦女，則隻需接受強調如何利用交通工具等的幹預即可（Allen &BazarganHejazi，2005；Carney，Harwood，Greene &Goodrich，2005）。
1.1.1.4與其他理論模型的比較
目前使用健康信念模型的研究，通常是將其與其他模型或理論框架相結合，以證明有效性。例如，健康信念模型與階段變化模型相結合，以明確健康行為所處的階段。Saywell及其同事發現，針對尚未考慮接受乳腺癌篩查的婦女（猶如階段變化模型中的“前預期者”），比已經考慮接受篩查的婦女（“預期者”）需要接受更為集中的幹預（Saywell，Champion，Zollinger，Maraj，Skinner，Zoppi &Muegge，2003）。研究還顯示，慎重考慮接受篩查的婦女比前預期者具有更高的主觀威脅感和行動收益感；同時比前預期者感受到更低的行動障礙。將接受乳腺癌篩查的婦女區分為前預期者和預期者，為實施更具針對性的幹預提供了可能。
1993年，Weinstein對健康行為領域內經常使用的四個模型，健康信念模型、合理行為理論、保護動機理論（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和主觀期待效應理論（subjective expected utility theory）進行了比較分析。結果顯示，盡管上述理論發表於不同年代，並且包括不同的結構，但不同理論中構成因素的概念化過程卻極為相似。合理行為理論認為意圖能夠預測行為改變，而階段變化模型中變化階段的概念化過程實際是行為和意圖的結合（Weinstein，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