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股市是否跌到了底，並不是個容易的問題。單從行情上判斷，是不存在理論上的“底”的，這個道理其實非常好理解——能跌到2200點，就可以跌到2000點甚至更低的位置。
那麼，在2012年裏，能不能指望政府的力量呢？
答案恐怕也是否定的。
事實證明，新一屆的證監會動作不少，作用不大。這其實印證了製度性問題其實是難以糾正的錯誤，想要靠小幅度的修正來實現一勞永逸，是件永遠不可能的事情。更何況在中國，任何微小的修正都會涉及到利益的糾葛，也無一例外地會非常艱難。
11月份，證監會要求上市公司：必須做出明確的分紅規劃，並細化對股東分配的形式、現金分紅的條件以及比例，希望借此解決頗令投資者憤怒的分紅問題。
中國上市公司不分紅，這不是一件新聞。截止2011年上半年，有近百家上市公司在超過10年的時間裏，沒對投資者進行分紅回饋。而有些公司雖然進行一定比例的分紅，但選擇將利潤保留在上市公司內部，不掏現金隻配轉股票。
看起來，強製分紅是從上市公司口袋中掏錢送給股民，應該算是證監會的善政一件，但如果我們對中國資本市場長期觀察就會清楚：政策從來都不是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誰敢擔保，股市不會再跌得慘一點，用股民的錢來給股民分紅呢？誰又敢擔保，分紅之後不會出現報複性下跌呢？
再看令股市動蕩不已的罪魁禍首之一——“國際板”。如同前麵說過的那樣，推出新事物，既是證監會的愛好；也代表了它對新權力的渴望與追逐。後者在體製內有著相當程度的一致認同。
2011年11月24日，上海證券交易所總經理張育軍發表言論：“國際板對A股隻會有有利影響，對中國經濟隻會有有利影響，對投資人更是有利影響。”
上海副市長屠光紹表示：“上海在建設國際金融中心，需配置國際金融資源，境外企業到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是必然的結果。”
上海市金融辦公室主任方星海表示：“如果歐洲政府可以在中國發債，中國老百姓可以用人民幣直接購買外國公司的股票或債券，那麼可以想象，中國對於全球經濟的貢獻將更大。”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戴相龍表示：“人民幣的國際化是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必然趨勢，不但體現中國發展的長遠利益，也是完善國際儲備貨幣體係的需要。”
把這些來自官方的聲音捏在一起聽，就會發現我們的判斷是基本無誤的，對於一件可以培育新權力，培植新利益的事情，官方總是會以最大的熱忱來推動。那麼，這件事情對於股市的影響之大是毋庸置疑的，幾次官方背景的發言，就足以讓A股市場地震，當國際板當真出現的時候，會帶走多少A股的資金、會讓A股出現怎樣的景象，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
更糟糕的事還有，A股市場發展到今天，官方對於各種欺詐行為的治理總是難見成效，現在引來國際騙子，監管方有沒有應對的預案？股民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追討損失？出了事情打國內官司還是國際官司？國內起訴最後能不能執行？這些都是問題。
中國的股市行進了20多年，市場監管者和媒體莫不以“投資有風險。後果請自負”的邏輯來要求股民，這一點是造成股市惡性生態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我們不妨來做一個預言：隻要官方還在用這樣的思維來行事，那麼無論是強製分紅這樣的“善政”，還是推出國際板這樣的惡政，其結果都會讓股民成為最終的買單者。在這個問題上，2012年並不具備任何特殊性。
說到這裏，是不是該拿出結論——2012年不宜炒股呢？
答案恰恰也是相反的。
中國的投資者有一種趨同性，那就是大家都在做的事情，一定是好事情。這其實正是錯誤的。用一句話可以把投資的本質說的很清楚，那就是“投資是撿垃圾，不是湊熱鬧”。
現在不難看出，股票已經變成了人見人厭的垃圾。這可能正是一個投資者的好時機——當股票跌到這麼低的價位，股市就漸漸失去了融資功能，監管者的權力再大，在一個萎縮的市場裏也難有作為。用我們的邏輯來思考就能得出判斷：監管者著急了，投資者就有機可乘。
因此，2012年要做的，不是盼望更多的所謂“善政”，而是從“惡政”的調整間歇裏找機會，不是跟著黃河入海，而是借勢衝上河中灘。這正是風險遊戲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