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部分
軍賦
“賦”字從貝從武，從文學來看，這種造字方式表明它的本義既與財物有關，又與軍事有關。但是根據曆史事實分析，賦的這種寓義是後起的。“賦”字始見於西周後期金文《毛公鼎》的“藝小大楚賦”，但涵義不得其詳。先秦人的著作中有不少提到“賦”，的地方，但是當時人用語不純，難以為據。近代學者一般認為，“賦”具有征收軍需物資的意義，應該是西周後期才出現的，而且它的征收也是以井田製為基礎的。因為，西周的軍製也是建立在分封製和井田製的基礎之上，戰時實行邦國出兵之製，加上戰爭以車戰為主，而國家又壟斷著手工業和商業，因此無須也不可能向采取“男耕女織”分工方式的直接生產者征調車馬兵甲之類的軍需品。在西周的周宣王廢止藉田製度以前，公社農民是隻服兵役，而不繳納車馬兵甲等軍需費用的。到戰時，人民才要繳納一定數量的糧食和飼草。
至春秋戰國時期，隨著土地製度的演變，各國在改革稅製的同時，以征調軍需品為內容的“賦”製變革也先後出現了。其變革趨勢是賦的計征單位逐漸變小，並且與田地的收獲狀況結合起來。這一變革始於魯國成公元年(前590)的“作丘甲”。“作丘甲”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史無明言。若按晉人杜預的注釋，是按“丘”交納軍需品的意思，即：“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後來鄭國的“作丘賦”(前538)當與此類似。到了公元前548年，楚國進行“書土田”與“量人修賦”的變革，從《左傳》襄公二十五年的記載來看，這次軍賦改革的內容比較清楚。當時新任司馬之職的泂掩奉令尹屈建之令，進行賦製改革。他首先對境內各種土地如山林、沼澤、丘陵、磽瘠地、水邊、低地、堤內平原、水中洲地、大平原等一一加以區分，這叫“書土田”；而後計算其不同的收入，相應確定不同的賦額，這叫做“量入修賦”。所定的賦額包括車馬、兵甲的品種與數量。而公元前493年魯國的“用田賦”，則標誌著軍賦也像田稅一樣按畝征收了。這樣，為滿足軍費需求而征收的“賦”終於形成一個有別於“稅”的獨立稅種。
《漢書·刑法誌》說：“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指出征“稅”是為了滿足國家財政在糧食方麵的需求，征“賦”則是為了滿足軍費的需求。對此，《漢書·食貨誌》說得更明白，指出：“賦共(供)車馬甲兵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也。”從用途方麵區分了稅與賦的不同之處。稅、賦的這種區分開始於春秋時期。
為了滿足支出的實際需要，賦的征收品種可以是糧食，也可以是貨幣、紡織品，尤其到了戰國時期，賦已以征收貨幣或紡織品為主了。同時，賦還發生了從按田地計征到按戶計征的變化，因而被稱為“戶賦”，如雲夢睡虎地出土的戰國晚期的秦簡《法律答問》在回答什麼是“匿戶(隱瞞人戶)”時說，“弗繇(徭)、使，弗令出戶賦之謂也。”意思是說：“不征發徭役，不加役使，也不命繳納戶賦。”所以，賦成為中國古代人頭稅的源頭。製度改革中華文明之旅製度改革
宗法禮製
草創期
在我國原始社會裏，生產力十分低下，人們生活也很艱苦。那時集體勞動，共同消費，沒有階級和等級，沒有君主和國家，民聚生群處，知母不知父。隨著父係製的出現，對偶家庭也變成一夫一妻製的單偶家庭，這時，就有了“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產生了血緣關係之上私有財產的觀念。而且在父係氏族社會晚期及其解體後，就開始出現“上下長幼之道”和“進退揖讓之禮”，反映小曆史進入階級社會的某種道德規範的萌發。
自華夏部落聯盟首領開始“父傳子，家天下”的王位繼承製以來，原始人類那種淳樸而不虛偽、為公而不計私情的民主選舉製終遭淘汰。夏啟變禪讓為世襲，變舉賢為傳子，反映出私有製社會的階級狀況和集團利益。從此之後，暴力成為解決問題的方式，國家成為名正言順的統治機器。
為使整個部落聯盟更有凝聚力和更富進取性，為使父死子繼的權力傳承合法正統，必須建立和鞏固威服天下的王族政權。王位占有者亢分利用各種形式塑造自己的形象，並借用天帝祖先等神靈美化自己的統治手段。夏、商、周統治者都神化自己的祖先，以天帝在人間的代表者自居，子孫後代也世襲這份天意，那麼就形成不可更改的血統和秩序。為維護這份可以替天行道和可以傳宗接代的不朽使命，於是演繹出一套典章製度和道德規範，這便是後世所謂之“禮”。可以說，在中國傳統中，宗法是曆代統治的核心要素，而禮製則是曆代統治的基本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