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把新加坡看作為榜樣：經濟上是西方的，政治和文化上是一黨統治的。在江的眼裏，鄧的模範城市深圳屬於一個充滿了美國西部原始資本主義活力的城市，而蘇州（江蘇省）附近有一個有80萬人口的城市，它屬於國家的榜樣城市。江宣傳講，張家港的經濟年增長率達到60％，而且早在90年代中期就實現了人均1.5萬元的收入。但是，這所城市在經濟高增長的同時，並不忘抓“精神文明”建設。它們實行的是一個模範的基本教育體係。在那裏，刑事犯罪、賣淫、賭博都沒有聽說過。一言一蔽之，張家港是馬列主義和儒家美德結合的典範城市。
江把保持政治的穩定看作為頭等大事。“如果離開了政治上的穩定性，那麼改革、對外開放以及經濟建設都將無法正常進行”，1995年7月訪問德國時，他在波恩的新聞發布會上這麼強調說。在中國，當他外出視察時也是這麼對他的聽眾講的。另外，不同於鄧的是，江顧及風險。在主持工作中，他總是把自己看作為協調、平衡左、右人兩翼的中間人。遇到激烈爭論的題目，鄧總是以明了、嚴厲的口吻說出自己的觀點，而江在此完全不同於鄧的是，他采取黨內常見的太極拳方式。即便是經濟改革是一團亂麻，他也不是像鄧那樣，快刀斬亂麻，而是靈活地左右梳理、協調，直到把亂麻理順、重新把改革引入正軌。當然，這也就不免失去了一些時間。
與江澤民的“策略式的雙層涵義語”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朱鎔基，江把第二階段市場經濟改革的重任交給了他。朱是一位幹將，是一位要盡快看到結果的經理，而且說話、辦事清楚明了，甚至是嚴厲的經理，照美國人的說法就是，一位沒有廢話的人。他憎恨官僚主義，就因此他開掉了一些辦事不力的官員。在視察工作的途中，他沒少在聽完工作彙報之後，馬上把一些高級官員給解雇了。朱的工作帶來了效率，但他也因此而不可避免地在黨內和政府內樹敵不少。另一方麵，以其主持公正也使他為絕大多數人所尊敬，並成為老百姓最喜愛的政治家之一，尤其是在社會精英階層備受歡迎，但其中黨內和政府內的官僚主義者例外。人們認可，這位苦行僧式的朱是難得的一位，他願為中國的強大赴湯蹈火。有關朱的形象流傳著一種特別的說法，這是一個最好的證明，那就是：他準備了100口棺材，其中99口是給腐敗的幹部準備的，一口是為他自己，也就是對自己被那些仇恨他的人所謀殺做好了思想準備。
在經濟改革中各自的角色顯然是這麼劃分的：江在黨內為改革鋪平政治之路；朱在實際中實施改革。此種分工在上海時，當江任上海市委書記，朱任上海市市長時，就多多少少是那麼回事了。
令人頭暈眼花的要求
鄧的發展模式盡管有發展的高峰和危機的低潮，但是創造了一個國民經濟20餘年絕對高增長的發展。現在這個發展到頭了，繼續的增長唯有通過某種根本性的改革方式才有可能，也就是它得通過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去消除局部市場經濟。
鄧在1992年已經通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顯示了這個目標，但是實現這個目標隻能靠那些後來人了。現在所麵臨的改革，已經不再是鄧時代那種“改革人人獲益”的改革了。市場經濟秩序的建立，勢必要求黨和國家撤出企業，以便讓企業在市場上變成具有自治能力的參與者。它同時要求，政府最終真正的對國有企業進行改革，也就是解決鄧20年來一直推遲的問題。國有企業大量裁減工人、幹部已經到了再也無法回避的時候。在民間流傳著這樣的順口溜：
“毛下鄉，鄧下海，江下崗。”
進入市場經濟之路變成了改革與保持政治穩定之間的一個兩難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