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裏的國有企業的經理們也像政治領導幹部一樣，依據他們企業的大小而評為不同的級別，絲毫不落後於農村的幹部。他們追加投資、擴大生產，根本不考慮企業承受能力，也不考慮市場的現實需求。當然，為了提高他們單位的工資，在北京的部委以及各省的職能廳局沒少在商海方麵投注精力。鐵道部在1993年就有大約4.6萬個“創收”企業；外經貿委，一個專門負責外貿和經濟合作的職能部委，一個與有關部門一起決定外國企業投資權限的部委，下設有外資企業投資谘詢公司和外企高級管理人員中介公司。
黨的機關和群眾團體也像國家部委一樣。工會至少擁有13萬家企業。國內最大的企業當屬人民解放軍的企業，他們不僅建立兵工廠、參與武器出口，而且也建立日用品生產廠、組建貿易公司、開設賓館、夜總會。在鄧的經濟增長號令下，黨、政幹部以及軍官們紛紛變成了企業家：市場經濟取代了計劃經濟。地方領導幹部、國家管理人員以及軍隊幹部們都追求著同一個目標：生產能力的增長率。所有這一切大同小異，因為這一目標使得鄧的局部市場經濟在最終的結果上與日本的增長模式殊途同歸。
盲目增長
鄧創造了一個如此巨大的經濟增長動力，就像創造了一台強大的經濟增長機器。但這是一台沒有方向盤的機器。鄧的市場經濟隻是半個。市場規定著需求和價格，但是它無法規定投資和資本的分配。這隨之自然由政治來調節。
鄉鎮和城市幹部們的目標就是：投資、再投資。通向票子和升官的途徑導致了對個人所管轄地區經濟增長和創造勞動位置以外的東西的追求。以同樣的方式方法，國有企業的經理們也創造了本企業最大的經濟增長（但不是贏利！），以便在仕途上更上一層樓。這些幹部同時也以多種方式使自己在經濟上也獲得增長，並富有起來。至於企業究竟是否贏利，這樣的問題也像何以造成增長的原因一樣，在幹部們的思想中並不是首要的問題。在此就顯示出私人資本主義與局部市場經濟的區別：私人企業家投資之目的是贏利，以自己的錢來冒風險；幹部企業沒有自己金錢上的風險，卻從經濟增長中獲益，但不是從贏利中獲益，因為贏利不是他的。他所要避免的不過是，自己所管轄的企業集體不要虧損到讓他陷入到沒有支付能力的境地，那樣的話他就得宣布破產。大型企業的經理們絕對不會遇到這樣困境，因為他們可以放心，國家會把他們的虧損補上的。
最大限度的投資，而非最大限度的贏利，這是鄧工業化模式中的驅動力，正是它生成了經濟發展的高強度增長。它從而與日本的東亞經濟增長模式殊途同歸。不同於日本和韓國的是，中國的經濟增長不是由中心向外推動的，而是由數千個地方性中心驅動的，它們之間沒有統一協調，並且相互製肘。在開設新企業方麵，村、鎮、縣、市以及省競相攀比。各個縣、市爭相在本地區建立最大的經濟開發區，以便落戶新企業，並嚐試著去吸引外資。沒有人對這種經濟開發區進行實際的統計，據估計，在90年代中的高峰時期，全國就已經有1萬個經濟開發區。在此之後，還建立了不少。
每個省市、每個大城市，差不多都投資於同樣的工業領域。以日本為先例，位於第一位的是“戰略性增長的工業”，在中國被稱之為“先導工業”，它包括：電子工業和汽車工業。24個省和幾個省級市都把電子工業確定為先導工業，而22個省區把汽車工業規定為先導工業。1996年底，中國有325家汽車製造企業，它們的汽車總產量達到145萬輛。平均起來每個企業的生產量為4461輛汽車。其中絕大部分的汽車廠年產量達不到一千輛。其中隻有一家在1996年達到20萬輛，也就是剛剛達到了一個效益性汽車生產企業的最小生產量。這家企業就是上海的大眾汽車製造廠。其他所有汽車製造廠都處在赤字狀況下。
汽車工業所麵臨的狀況也是其他絕大部分工業所麵臨的，那就是：在全國各地，在幾乎所有各省裏，企業都生產著同一類型的產品。其中的絕大多數從規模上屬於“非理想型的”，也就是從效益性角度講規模實在太小了。1700家鋼鐵廠在1996年平均年產量為5.4萬噸，其中半數以上遠遠低於這個平均數。56家電視機生產廠家在1991年時的總產量相當於韓國三家企業的生產量。
各省、市之間相互保護自己的市場。上海規定小出租車隻能使用排氣量在1.6以上的汽車。這顯然是為上海大眾汽車生產的中型桑塔納汽車確保市場，因為其他城市生產的小型汽車借以就被強行排除在外了，尤其是抵製了天津與日本大發公司合資生產的夏利小車。而武漢則對桑塔納實施特別稅和特別手續費，甚至高達百分之百，以便保護當地的雪鐵龍型小車，這個型號是當地一家集體企業與法國的標致合作生產的小車。81鄧的局部市場經濟模式帶來了一個經濟上“軍閥混戰”的副作用。清朝被推翻後的軍閥從政治上割據了中國，此刻的問題是，這種經濟上的軍閥是否會把國內市場割據成為許多各自為政的地方性保護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