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職能部門建立“服務公司”，它們向任何一項能夠想到的服務都征收手續費：誰想就某項法則做一些了解，或者獲得某項行政管理條例，就得給這個政府職能部門的有關服務公司付費。尤其是地方管理部門出於多種目的在許多方麵征收費用。其中有些費用是合理的，但是有些純粹是為了讓一些當官的發財致富，為了保障他們豐盛的宴席，為了讓他們去購買豪華小轎車，營造豪華別墅，提高補助津貼等等。中央政府的一項調查發現，地方管理部門所增加收費名目中，有90%是未經批準或者完全違法的。其中至少有3000餘不同名目的收費條例是違法的。在農村和鄉鎮，這些非法的收費經常引起農民的強烈抗議。也正是因此而使一些私人企業迫於地方幹部強加的額外稅收而關門、破產。而國有企業也不免遇到這些地方性額外的稅收，但是他們能痛快的支付，因為國家銀行會把他們的損失補上的。
這種貪汙受賄危及到他改革的中心目標：它蠶食經濟增長；它危及政治穩定和共產黨的領導。在他的文章中，裴敏欣就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政府情況發出警告：在1966到1998年的32年中，印度尼西亞實現了一種在這個世界上令人羨慕的經濟增長。但是在1997～1998年的亞洲經濟萎縮和國內民眾的富裕生活收縮時，其國內的腐敗政權也隨之就垮台了。人們盡管不得不提防這種令人可悲的狀況，但是也要看到，中國不是印度尼西亞。在印度尼西亞，總統不顧民意，把國家的財產轉給他的妻、子。蘇哈托的六個兒子控製著數千家企業。如此明目張膽的、令人唾棄的貪汙受賄在中國的高層還沒有。
從黨的領導幹部到普通的農民，鄧在全國範圍發動起一場全力投身於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民運動。他把數億人從他們傳統的思想方法中解脫出來，並把他們帶入到現代社會生活中，同時引發起他們的企業精神、意識。農村私人企業的50%、城市私人企業的20%都出自於農民資金。對人的這種精神喚起為中國經濟創造了超過20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巨大發展氣氛，並使其成為世界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這是鄧給予他的後來者所留下來的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寶貴遺產。
沒有任何一位經濟學家相信，一個像中國這樣大的農業國家能夠在20多年的時間裏每年平均經濟增長率幾乎達到10%，直到中國發展的事實讓大家領教了。在90年代中期，西方許多的觀察家們從這種發展的速度中形成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到2010年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國家。這也像那種50年代末期時對蘇聯的預言、80年代末期對日本的預言那樣。也正像蘇聯以及日本在經過20年後所遇到的情況一樣，鄧富有成就的經濟增長模式也到了這樣的時刻，作為最大經濟國家的預言也落入這樣的循環，即它到了發展的最大限度。現在的問題是：下一步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