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私有化可是地方黨和管理幹部以及企業經理說了算的事情，他們的發財機會來了，因為他們可以壓低價格並把它弄到手。批評者稱之為“地方幹部最後的晚餐”。北京政府在1998年7月1日也拉響了警報，並對此種挖牆腳式的拍賣方式提出警告。西方媒體把此稱之為有可能使經濟改革停滯的重大經濟問題。然而，正如我們從江澤民在黨代會上的報告中所領略的那些概念、定義一樣，在中國，人們不單要聽別人怎麼說，而且要觀察別人怎麼做。這種拍賣小型國有企業的活動仍然在繼續，到7月份時，絕大部分已經被拍賣了。一些步子放得大的省市還表示，他們願拍賣所有的國有企業，不僅小型的，還有中型和大型的；不僅虧損企業，也包括贏利性企業。國有企業的數目在疾速下降，從1997到2001年就從12.8萬家減少到6.3萬家。
當各省和地方職能部門致力於拍賣職權範圍內的國有和集體企業時，中央政府則全力於大型企業改製和效益化建設。在此也有值得介紹的成就：
——在國有企業從股市收取資金方麵，經過1998、1999兩年的準備，到2000年時已經啟動。中央政府把三個大型企業集團投放到香港、紐約的股票市場，它們是：第二大國家電訊公司中國聯通以及兩個新建的化工企業，中國石化集團和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政府通過這三家公司吸收了100億美金的新資本。而在上海和深圳股市，中國企業在2000年也吸收了180億美元的資金。上海和深圳股市自身的市場資本在1998到2000年之間，由19萬億上升到47萬億元人民幣。這種發展仍然在繼續。2002年時，第一家國家銀行以中國銀行之名出現在香港的股票市場。盡管如此，外國的投資者依然對購買國有企業的股票有些猶豫不決。其主要原因在於這些國有企業的透明度還不夠，從而構成了對少數持股人缺乏保護的問題。這就是說，中國股票市場還有許多事情需要做。
——削減過剩生產力的工作走得比較快。紡織工業在1998～1999年銷毀了900萬台老紡織機。僅上海一地就在其185家紡織企業中，破產了34家，幾乎達到1/5。報廢這些老紡織機的事情在上海電視節目中給予了報道，而且講，這是出於把有潛力贏利的紡織企業從價格重壓下解放出來的目的進行的。全國因此而使120萬員紡織工人下崗。到2000年，政府關閉了3.4萬家小型煤礦，並裁減了30萬噸煤的開采能力。與此同時，也著手解決了小型鋼鐵廠的大部分，因為它們的生產是以高耗能和嚴重汙染為代價的。因此，1990年時的2500家鋼鐵廠，到了2000年就隻留下294家。
——庫存生產被停止。按照官方統計，2000年輕工企業（包括所有所有製形式的企業在內）銷售其生產產品的97％；重工業領域的企業銷售額占其生產量的98％。在上海，A級辦公樓的出租率由1998年的65％上升到在2000年時的94％。
——人民解放軍按照江澤民的命令交出了它們的經營性企業。到2000年止，軍隊把3500家企業連同23萬員工交給了國家，其中有大型貿易公司，中國最大、利潤豐厚的三九醫藥集團，高級賓館，夜總會以及其他等等。大約4000家企業被關閉。幾乎沒有哪一位觀察家能夠想像到，軍隊能夠這樣不折不扣的執行江澤民的命令，甚至有幾位還琢磨著，軍隊與政府之間會出現某種關係危機。然而，今天軍隊的領導們，確實是以把人民解放軍建設成為高度專業化的軍隊為目標，大量的商務性活動不僅會幹擾這個目標，而且會造就貪汙腐化的漏洞，並影響軍隊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現在回到這個最重要的問題上：這些留存下來的、在國家控製下的企業究竟如何創造效益和贏利？政府自豪地說，在1998到2000年之間，國有企業純贏利由450億增長到2300億人民幣（約合280億美金）。可是，這些對於巨額的投資來說，仍然屬於微小的紅利。在1999到2000年間，這些國有企業僅僅通過把銀行貸款轉化為股票資本就被政府免除了1.4萬億人民幣的債務，即便按7％的利息算，這一筆錢的年息就相當可觀。另外，還有許多的財政補助進入其中的許多企業。此外，它們中的一些還有意美化自己的財務報表。絕大部分的獨立觀察家認為，這些國有企業的成績還得以虧損繼續，即便其中的有些企業如海爾或者寶鋼達到了世界級的水平。
銀行改革
按照朱鎔基的改革計劃，與國有企業改革並行的是，把國家銀行變成現代化的、能夠帶來贏利的金融機構。
這首先意味著，至少先把銀行從救急貸款所造成的壓力下解放出去，以便使它具有靈活機動性。基於這一目的，給四大國家銀行建立了四個財產管理公司，它們截止到2000年底，把銀行發放的14萬億救急貸款以有價證券的方式接了過來，其數目按照1997年底的情況估算，相當於所有無法收回的貸款的一半多。銀行商定，這些由國家擔保的債務以2.25％的利息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