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
陶行知(1891～1946年)，1891年10月18日出生於安徽省歙縣西鄉黃潭源村。原名陶文浚，後改知行，又改行知。小名和尚。
陶行知小的時候，因家道中落，曾中秀才的父親無力供他讀書，但小行知自幼聰穎過人，被一個童蒙館老師方庶鹹發現，願意免收學費為他啟蒙。
陶行知七八歲時，其父攜其到休寧萬安鎮謀生，外祖母喜其穎慧，決意著力培養陶行知，先伴讀於蒙館，後師從當地一個著名儒者、前清貢生王藻攻讀四書五經，接受了較為完整的中國古典文化教育。
由於當時西洋傳教士的傳教活動滲透到了中國農村，陶行知的父親成為基督教內地會歙縣的一個會員，其母得以在當地的一個教堂找到了一個幫傭的差事。這時，從外祖母家失學歸來的陶行知經常去教堂看望母親，幸運的他被傳教士英國人唐進賢慧眼看中，由於唐是崇一學堂校長，他主動邀請陶行知免費入學該學校。這一人生機遇，改變了陶行知一生的軌跡。這一年，他剛滿15歲。
在崇一學堂裏，陶行知初步接觸到了西方文化，打下較好的英文基礎。但他並不信奉基督教，而是醉心於白(居易)、杜(甫)，這對他後來善寫白話詩和養成深沉的憂國情懷影響甚深。他在該校宿舍牆壁上銘寫下“我是一個中國人，我要為中國作出一些貢獻來”的宏偉誌向。由於舊學根底好，又聰慧過人，陶行知僅用兩年時間就修完了三年的課程。
1908年，對醫學救國抱有興趣的他考入廣濟醫學堂，但僅僅入學半年即退學，原因是該學校對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不同的待遇，年輕的陶行知不肯犧牲自己的人格而就範。退學後半年，沒有出路的陶行知再次幸運地遇到唐進賢，得其幫助，陶行知1910年考入南京彙文學院預科就讀。同年秋，該校與宏育書院合並，組成金陵大學，因此，陶行知得以直接升入金陵大學文科學習。在大學裏，他服膺王陽明“知行合一”、“知行並進”的理念，自己改名陶知行。
陶行知在金陵學習期間，辛亥革命爆發，中國人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意識蓬勃發展。思想活躍的陶行知深受這一思潮影響，他發現金陵大學學報《金陵光》隻有英文版，受眾窄隘，他認為，沒有中文版的《金陵光》，“金陵”的光芒是不能全部放射出來的。於是，他立即行動起來，一方麵積極為《金陵光》的英文版撰稿，一方麵積極組織同學協助校方籌劃創刊《金陵光》的中文版。在他和他的同仁的努力下，《金陵光》中文版終於在1913年2月問世，他為該刊撰寫了熱情洋溢的署名文章《金陵光出版之宣言》。同年9月，他擔任了該刊中文版主筆。
在大學表現活躍的陶行知學習勤奮，各科成績優異，熱心幫助同學，贏得了師生的廣泛讚譽，更得到校長美國人包文的器重。1914年6月，陶行知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時任江蘇教育廳廳長的黃炎培先生應邀出席畢業典禮，他親自為陶行知頒發了畢業文憑。因了這個因緣，當32年後，陶行知積勞成疾逝世時，黃先生曾有“秀絕金陵第一聲”之悼亡詩。陶行知在典禮上用英文宣讀了他的畢業論文《共和精義》。該文闡述了民主共和的思想精髓：“自由、平等、民胞，共和之三大信條也。”同時他指出，“人民貧，非教育莫以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以智之；黨見，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同心同德，必養成於教育，直義微言，必昌大於教育”。從這篇文章中，我們可以初步窺見陶行知以後把推廣、普及教育作為他終生誌業的根苗。
由於卓越的學業和正直高尚的品德，校長包文推薦並部分資助陶行知赴美求學。抱著“十扣柴門一扇開”希望的陶行知終於籌足了旅費，1914年秋負笈重洋。陶行知先到伊 利諾伊大學學習市政，但這不是他的誌向，他的誌業是通過教育實現造福中國共和的理想。為此，一年以後陶行知獲得了伊 利諾伊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
1915年9月，陶行知考入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這裏有教育哲學的重鎮杜威博士和孟祿博士。陶行知師從孟祿，私淑杜威，他研修了杜威的名著《學校與社會》、《進步社會的教育》、《明日之學校》與《民主主義與教育》。杜威以學生為中心，注重社會教育的思想深深切中了陶行知。後來他回國從事鄉村教育的核心理念“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的思想，即是杜威“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的中國創造性發展版本。
1917年夏，陶行知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都市學務總監資格”文憑，謝絕了導師的挽留，並沒有完成博士學位論文，26歲的他懷著“要使全國人民都受到教育”的崇高理想回到災難深重的祖國，開始他艱辛的平民教育實踐之路。
1917年9月，陶行知被聘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育學專任教員，次年5月即受聘該校教務主任兼教育科主任。在這段教育經曆中，他發現中國的教育方法陳腐落後，沿襲著灌輸的舊教育方式，“先生好像是書架子、字紙簍的製造家，學校好像書架子、字紙簍的製造工廠。”掌握了先進教育理念的陶行知當然不滿意於這種扼殺學生創造力和進取心的教育方式，他要引導教學的改革，為此他撰寫了一係列新教育論文，諸如《教學合一》、《教育與科學方法》等。在他的努力下，南高師終於實現了由傳統的“教授法”向新式“教學法”的轉變，而陶行知也初步完成了他“教學做合一”的教學理論準備，這成為他後來生活教育理論的核心內容之一。
陶行知的理想決不隻是把他的教學理論囿於區區一個校園，他要做的是把他的教學法推廣到全社會，讓整個中國人民都受益。從1920年起，他首創暑期學校，經過初步的成功試驗以後，他利用暑期學校大量招收社會上準備報考大學的男女高中畢業生，參加暑期學習，而教師則除本校教師外，還廣泛聘請社會名流講授，方法靈活，視野開闊，思想先進。這一活動的成功舉辦，為普及新文化運動的成果起到了積極作用。
1921年夏，經陶行知等人的努力和奔波，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改組為東南大學，陶行知被聘為東南大學教授，任教育科主任。同年，孟祿來華考察，陶行知全程陪同，曆時4個月，幾乎走遍了半個中國，累積了一手有關中國教育狀況的統計材料。這為陶行知擴展他教育實踐的空間進一步提供了學術依據。
1922年，陶行知受聘擔任由蔡元培、馬敘倫等知名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領導的中華教育改進社的主任幹事。由於該社總部在北京，1923年8月，陶行知辭去東南大學教務、教職，舉家北遷。
1923年，他聯合北大教授朱經農編寫了《平民千字課》這部卓越的平民教育教材。同年8月，他趁教育改進社第二次年會舉行之際，宣布“推行平民教育運動是本屆年會的大事”。他與朱其慧(北洋與民國重要政治人物熊希齡的夫人)、袁觀瀾、晏陽初、王伯秋等人一起邀請各省代表成立了“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平教會)。平教會宣言稱“一個共和國的基礎，穩固不穩固全看國民有知識沒有，國民如果受過相當教育，能夠和衷共濟，努力為國家負責，國基一定穩固”。陶行知擔任了平教會的執行書記，自此，一個由上而下，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的平民教育運動在全國興起。為專心於平民教育，陶行知拒絕了北洋政府對他的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武漢大學前身)校長的任命，也謝絕了母校金陵大學校長職務的聘請。在平教會成立不久，在一次講演中，陶行知曾談到他平民教育的宏偉藍圖：“我們的具體目標，是要希望十年或五年以內，能使那十二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一萬萬不識字的人，受一千字所代表共和國民的基礎教育，還希望學生年年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