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在運河沿線與孫傳芳的軍隊激戰，界首鄉師遭到嚴重破壞，經費來源斷絕。黃質夫組織師生盡力保護學校，並提出“先生不拿錢，學生帶飯來吃”的口號，堅持繼續上課。在學校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他仍然關心民眾的疾苦，履行鄉師為社會服務的宗旨。孫傳芳的軍隊潰退時，大肆搶劫掠奪，許多商店、居民受害。鎮上一家當鋪因建築堅固、財物隱藏得秘密沒有受到損失，可是事後當鋪老板卻與地方豪紳勾結，謊說財物被搶劫一空，陰謀侵吞民眾典質的財物。黃質夫仗義執言，為民請命，組織全校師生遊行示威，並親自到縣政府檢舉告發，要求政府嚴辦。這個舉動震動了高郵全縣及蘇北地區，縣政當局被迫將當事人判刑入獄，所有典戶均贖回財物。界首鄉師師生的正義行動受到民眾的稱讚。
1927年夏，黃質夫調任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南京中學鄉村師範科主任，它的前身是1923年建立的江蘇省第四師範分校，1932年改為江蘇省棲霞鄉村師範學校，位於南京近郊棲霞山。經過曆年戰火，學校設施損壞嚴重，屋破牆頹，荒草塞途。黃質夫接任不久，孫傳芳軍隊渡江南犯，棲霞成為戰場，居民大都遠避。他不顧危險住在學校裏守護校產，每天與駐軍周旋，與傷員、遺屍為鄰，有一次幾乎被流彈擊中。戰事結束後，他立即著手恢複學校，組織師生參加蓋房、修路、植樹、開辟生產園地。為了節省有限的經費，他帶頭苦幹實幹，到江邊扛運木料，雙肩壓腫了也不休息，與師生一道抬土、運石、拉石滾，修築道路。在改善學校物質條件的同時，他更注重“軟件”建設，選聘優秀教師，改設教學課程，改進教學方法，實行嚴格訓練，探索鄉村教育的新路。
經過幾年慘淡經營，棲霞鄉師麵貌一新。攝山腳下豎起一座座寬敞明亮的校舍，教室、禮堂、自然科學館、農業研究室、理化器械室、圖書館、師生員工宿舍等均初具規模。教師隊伍人才濟濟，如國文導師任中敏（後在多所高校任校，著名詞學家），何棣先（後為貴州大學教授、係主任）、鮑勤士（著名學者）、汪靜之（著名作家），數理化導師高直侯，音樂導師敖克成，教育導師胡宏模、姚虛穀等，都是當時教育界的佼佼者。學校設有實習基地，有農場、林場、各種工場。學生們參加農事、園藝、飼養、建築、縫紉等生產勞動，手腦並用，增長知識和才幹。學校還舉辦各種社會事業，為鄉民提供多方麵服務。如舉辦民眾學校，組織農民讀書識字；舉辦民眾茶社，“提倡正當娛樂，指導休閑生活”；成立農友社，研討、改進農事，提倡植樹栽桑，介紹農業技術，推廣優良品種等；辦起醫院、婦產醫院，免費為鄉民看病。有一年穀賤傷農，鄉民生活發生困難，黃質夫親自到鄉村調查，多次與中國商業儲蓄銀行南京分行接洽，獲得低息貸款一萬餘元，救濟棲霞附近20多個鄉村，幫助鄉民解決生活困難。報載“鄉民歡聲雷動，愛戴莫名。”
棲霞鄉村師範辦得很出色，許多知名人士如梁漱溟、黃炎培、陶行知、馬寅初、郭秉文、陳立夫等，相繼到學校考察、演講，全國各地不少學校和教育機構派人到學校參觀。有的考察報告中說：“該校設備之整潔，工作之緊張，教學之認真，學風之純樸，教職員精神之團結，有非他校可及者。”有人認為“棲霞鄉師在鄉村教育中獨樹一幟。”
在創辦棲霞鄉師過程中，黃質夫幾次與行政當局及當地惡勢力作鬥爭，表現了他剛正不阿的品格。棲霞寺寺僧倚仗國民黨政府高層人士中佛教信徒的勢力，借口清理寺產，將農民辛勤開墾出來的山地據為己有，強迫簽訂主佃契約，繳納田租。貧苦農民無錢無勢，抗爭屢敗。黃質夫同情農民遭遇，主持公道，與寺僧進行說理鬥爭。寺僧遷怒於黃，誣告棲霞鄉師挖墳毀墓，霸占寺廟土地，南京法院將黃傳訊拘留。此事引起教育界公憤，江蘇省中等學校校長聯名發表公告，譴責棲霞寺僧和司法部門的不法行為，京滬等地輿論機構也進行聲援，南京法院不得不宣布黃質夫無罪釋放。陷害不成，行政當局又以棲霞鄉師管教不力為借口，要求校長辭職，並以行政手段將黃調離。黃質夫終於被迫離開棲霞鄉師，但他發表《為南京中學棲霞鄉村師範事告遠近鄉教同誌書》，訴述自己離開“朝斯夕斯，寢斯食斯”的棲師，“非忘情於鄉村教育而去也，亦非不顧事業而去也，乃因環顧現時之是非顛倒，黑白混淆，不得已而去職也”，“身體雖去，而精神上終不能忘也”。他對棲霞鄉師確實是念茲在茲，不能忘懷的，離開後僅於1931年8月到浙江省湘湖鄉師主持了幾個月的校務，又在1932年初回到棲師繼續擔任校長，直到抗日戰爭爆發，日軍向南京侵犯的前七天才離開學校，踏上流亡的道路。
1939年9月，黃質夫被任命為貴州省省立貴陽鄉村師範學校校長。這所學校原來管理不善，秩序混亂，學生生活困苦，“餐餐牛皮菜，頓頓難吃飽”，不斷爆發學生運動，先後換了三任校長。黃質夫受命於困難之時，上任之後在恢複正常教學秩序的同時，大膽提出遷校的設想。他認為鄉村師範辦在貴陽近郊不適宜，應該辦到少數民族聚居的邊遠山區，為開發邊疆、改變少數民族地區落後麵貌服務。他的設想得到上級教育行政部門批準後，當年冬天就由一名苗族學生做向導，跋涉黔東南山區10多個縣，實地考察，最後選定榕江縣為學校新址所在地。榕江靠近廣西、湖南邊界，為多民族聚居區，土地肥沃，農產品豐富，但交通閉塞，文化落後，縣城僅有兩所完小，一個師範生。當地人士歡迎貴陽鄉師遷到本地，將一批公房、廟產和荒山、土地撥給學校使用。1940年初，貴陽鄉村師範遷到榕江。不久，改為國立貴州師範學校，由教育部邊疆教育司直接領導。
黃質夫在榕江五年多，為建設學校、開拓邊疆教育事業傾注了大量心力，取得了顯著成績。遷校前，貴陽鄉師僅有4個年級、150多名學生，遷校後，先後設立了師範部、簡易師範部、耕讀班，還在黎平縣設有初中部，最多時有16個班級，近千名學生，成為貴州省規模最大的一所學校。學校招收少數民族子弟，學生中有苗族、侗族、布依族、水族、壯族、土家族等，不少來自淪陷區的青年也慕名前來就讀。教學實行“德、智、體並重”，培養有理想、有知識、能實幹的人才。教學質量在當時西南地區很有名氣。學校還開展生產勞動，培養生產技能，實現基本自給。遷校第一年即種植糧食400多畝，植樹3萬多株，創造價值14萬多元。相當於學校全年經費的59%。師生吃的蔬菜、葷食品基本自給。還辦了工場，師生用的簿本、紙張、粉筆、勞動工具及穿的衣服、襪子大都是自己製作的。
由於國民黨地方當局尋釁壓迫，如：毆打追捕黎平分校公演《兄妹開荒》舞劇的學生，要在學校中發展國民黨員和三青團員，克扣應該供應給學校的糧食，甚至指使特務潛入校園衝擊黃的辦公室和宿舍，進行威脅恐嚇。黃質夫堅持抗爭，不向惡勢力低頭。教育部考慮到他的人生安全，指定工場主任趙峻山代理校務，派專人護送黃離開了榕江。時間是1944年。從此，黃質夫離開了為之奮鬥20年的鄉村教育事業。
黃質夫是中國鄉村教育的開拓者，對創立和豐富鄉村教育理論作出了重要貢獻。但他是一位實幹家，沒有時間專門從事著述。他的教育思想和辦學主張都體現在他的工作計劃、工作報告和工作總結之中。現已搜集到的主要有《中國鄉村現狀和鄉村師範生的責任》（1928年）、《棲霞鄉村師範服務社會之實況》（1929年）、《服務鄉教八年之自省》（1932年）、《實踐的師範教育》（1942年）等。
抗戰勝利後，黃質夫從四川回到江蘇，在江蘇省建設廳任技正兼經濟農場場長。解放前夕，黃質夫南京高等師範的同學在台灣從事製糖工業，邀請黃到台灣並設法弄到機票，這時蘇皖邊區第二行政公署負責人杜幹全（棲霞鄉師早期學生）帶來口信，勸老師留下來，為新中國服務。解放後，黃先後在蘇南棉麻指導所、農林廳經濟作物處做技術工作，1953年離職居家。
1963年9月23日在南京棲霞山家中去世。1992年，江蘇省政協和儀征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聯合為黃質夫出了紀念文集《鄉村教育先驅黃質夫》，省政協主席孫頷題寫書名，前江蘇省副省長管文蔚、省政協副主席韋永義，全國婦聯副主席、東南大學校長韋鈺等都為該書題詞。蔡元培
蔡元培先生的偉大誌願，就在於他一生想為中國造就人才，他一生走的路就是教育愛國大道。他教育不忘愛國，愛國不忘教育。
近代中國史上，人格最高尚的知識分子首推蔡元培。他在教育、學術、思想以至政治等方麵，都有巨大的影響，他一生竭盡知識分子的責任，常傾向於革新的、進取的事物，具有開創及領導之功，不愧是一代宗師。
沒有蔡元培就沒有五四。一談到“五四運動”，便會聯想到蔡元培，沒有北京大學的學生倡導風潮，推動文化改革，也就沒有五四運動；沒有北京大學校長的開明進取，支持學生的行動，也就沒有五四運動。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正是蔡元培，他又是辛亥革命後首任的民國教育總長。
蔡元培出任教育總長以後的活動，較為人知，辛亥革命前的蔡元培，知者較少。無疑的，他的貢獻主要是在進入民國以後。可是，若要探源他後半生的文化、思想、政治活動，他前半生的思想趨向、政治活動是不可忽略的。蔡元培是近代中國史上新舊過渡時期中一個成功的、典型的代表。
蔡元培生於同治六年（1867），家鄉是浙江紹興，和魯迅同鄉。紹興便是人盡皆知的“師爺”產地。紹興的文化氣息很重，是盛產文人的地方。蔡元培的乳名叫阿培，入塾讀書時才叫元培，字孑民。父親是錢莊經理，蔡家數代從商，祖上沒有讀書登科的人。
蔡元培六歲入家塾讀書，從《百家姓》、《千字文》讀起，讀完《四書》、《五經》。隨後，老師就教他“八股文”，又稱“製藝”或“時文”，作為應付科舉考試之用。到光緒三年（1877），元培十一歲，父親逝世，因他父親為人寬厚，有貸必應，死後債台高築，東家責令賠償。世交分頭募款欲以接濟，但為元培母親周氏所拒。由此可見，元培性情寬厚，是父親的遺傳，而不苟取，不妄言，則得諸母教。
蔡元培十四歲至十七歲的三、四年間，元培就教於同縣一老秀才王懋修，在王老師的熏陶下，最崇拜宋儒。在受業期間，光緒九年（1883），元培十七歲入學補諸生（秀才），放棄“舉子業”，專治小學和經學，廣泛地自由讀書，也就不再到王懋修處學習。離開私塾後，兩年間在家設館教書，並赴杭州參加鄉試（考舉人），首次落第。二十歲起不再教書，在同鄉徐樹蘭舉人家中讀書。徐家建有“古越藏書樓”，書籍甚多，有此機會可以博覽群書。他作學問、治經偏於訓詁與哲理，治史則偏於儒林傳、文苑傳、藝文誌等，這也是當時流行的求學方法。
光緒十五年（1889）二十三歲，元培參加浙江鄉試，中了舉人。次年赴北京參加會試，考中，成為貢士，必須再經殿試合格方為進士，但元培未即參加本科殿試，過了兩年始成進士。梁啟超鄉試中舉和他同年，可是會試累試名落孫山，可見在科舉試途上，蔡元培比梁啟超順利得多了。原來考官王蒿隱欣賞他的文章，錄取了他，因此便有人稱元培是“蒿隱門人”。他是中二甲第三十四名進士，正考官翁同龢很欣賞，稱讚他“年少通經，文極古藻，雋材也”。
光緒十九年（1893），也就是中進士的第二年，二十七歲，蔡元培得授翰林院庶吉士，掌編修國史。新科翰林是有資格往各省寫字賣錢的，這叫做“打秋風”。七月間，蔡元培就有南方之行，先在廣州小住，入冬後，又到潮州親戚家，住在文鹹街十號元發行商店裏。曾為主人寫了一副對聯，聯語為“過事虛懷觀一是，與人和氣察群言”，由此可見蔡元培待人接物的態度，一向是虛懷若穀，待人和氣。
翌年，再進京參加“散館”考試。因庶吉士經過一定的期限，須參加甄別考試，叫做散館，合格的授以編修，不合格的改任知縣。蔡元培順利地通過散館考試，升補翰林院編修。同年6月間，“甲午戰爭”爆發，京師頓時緊張起來，他在聯合英、德以禦日人的奏折上，和文廷式一齊署名。這年他又在李慈銘京寓中做了半年塾師。十一月間大文學家李慈銘逝世，元培為他的遺著《越縵堂日記》付梓。
這時，康、梁的維新變法正當全盛時期，蔡元培的思想也是偏向維新方麵的。他在戊戌年間與友人合設了一個“東文學社”，學習日文。學習日文是求取外國知識的一條快捷方式。蔡元培早期的西洋知識，除了部分得自中譯西書之外，主要是從日文書中得來的。
當時康、梁門下的人接踵而至，他最敬佩譚嗣同，又與梁啟超有己醜年同年中舉的關係，照說他會和康、梁同走維新路線，情形可料。可是，以他的性格卻恥於與炙手可熱的人相依附，維新派楊銳欲想拉攏，也被他拒絕。9月間，戊戌政變發生，保守派控製整個大局，百日維新的所有新政，除了京師大學堂仍然保留之外，全部都在轉眼之間被推翻了。
蔡元培是同情維新派的，他深感變法的失敗，是“由於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弋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他雖非康黨，因同情維新，又有深交被捕，難免被疑為維新派人物，隻好卸職南歸。這是蔡元培一生的轉折點，他已經看出滿清政府沒有希望了。
蔡元培南歸後，即在紹興紳士徐樹蘭所辦的一所叫“中西學堂”的中學任學堂監督（校長）。這是元培服務於新式學校的開始。校中分高小、初中和高中“三齋”。學科分文科、數學及理科等，外國語有英、法、日三種。蔡元培和黃仲玉及子女教員是當時紹興一時之選，學生在日後更是人才輩出。如後來曾任北京大學校長、也就是蔡元培的後任蔣夢麟，和該校地質學教授王烈，便是那時候第一齋的小學生；中央研究院秘書馬稷光和浙江教育科沈光烈，則是第三齋的高材生。
在中西學堂內，新舊的對立是很明顯的，蔡元培因過於袒護新派，舊派的堂董時加壓力。最後，他憤而辭職，以示不願意與舊勢力妥協。
蔡元培仍在中西學堂監督任內時，原配夫人為他生下了第二個兒子，叫做無忌，但不久王氏即因產後失調，與世長辭。還未滿一周年，作媒請續弦的人很多，元培提出五個條件：一、女子須不纏足；二、須識字；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後，女可再嫁；五、夫婦如不相合，可離婚。
男子娶妾，在當時是被認為天經地義，而再嫁和離婚則是驚世駭俗。單就此事，已可得知蔡元培的重視男女平等，打破傳統社會陋習，其所受維新運動的影響是如何巨大。由於條件過苛，幾經說媒，難覓合適女子為繼室。一年後，始訪得江西黃爾軒的女兒黃仲玉，天足、工書、有才學，遂在杭州結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