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現代教育史上，蔡元培是一個有口皆碑的人物。他係統地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教育製度和教育方法引進中國，加速了中國高等教育近代化的曆程。“蔡先生的一生在中國史上有重大關係的，有三個階段：一是民元任教育總長，二是民六任北京大學校長，三是民十八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無論在教育上，在學術研究上，都是開風氣、奠基礎的工作。先生站在崇高的地位，懷著熱烈的情感和真實的見解，指導青年向前走，可以說這二十九年來的知識分子沒有不受他的影響的。”顧頡剛：《悼蔡元培先生》，見《蔡元培先生紀念集》，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出版。毛澤東曾讚揚蔡元培為“學界泰鬥，人世楷模”。
作為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在不同的時期曾給予武漢大學以巨大的幫助。蔡元培對於武大的幫助，首先在於他的思想和人格對於先後在武大(及其前身)主持校務工作的石瑛、李四光、王世傑、王星拱、周鯁生等以巨大影響。
本世紀初，當西方高等教育迅速發展之時，中國的高等教育還處於萌芽狀態。一九一七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他按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大學模式和教育方針，對這所承襲於京師大學堂的封建學府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造，實行“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辦學方針，聘請了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錢玄同、劉半農、魯迅等大批新派學者到北大任教，使北大成為一所完全近代意義上的大學，並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搖籃。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李四光被蔡元培聘請到北大地質係任教授，王星拱、石瑛被蔡元培聘請到北大化學係任教授，王世傑、周鯁生、皮宗石等被蔡元培聘請到北大法律係任教授。蔡元培對他們非常器重，在《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曆》一文中寫道：“自民國九年起，自然科學諸係，請到了……李仲揆(四光)主持地質係；在化學係本有王撫五(星拱)……諸君，而這時又增聘……石衡青(瑛)諸君。……於是整理各係實驗室與圖書室，使學生在教員指導之下，切實用功。”“在社會科學方麵請到王雪艇(世傑)、周鯁生、皮皓白(宗石)諸君，一方麵誠意指導，提起學生好學精神，一方麵采購圖書雜誌，給學生以自由思想的工具，於是北大始達到各係平均發展的境界。”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曆》，見《蔡元培教育文選》，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年出版。在百家爭鳴的環境裏，北大的學術空氣空前活躍，學術自由、思想自由蔚然成風，石瑛、李四光、王世傑、王星拱、周鯁生等無不深受感染。他們都是蔡元培的忠實擁護者，在他們心目中，蔡元培既是師長，又是精神導師。從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學的成功經驗中，他們看到了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希望，認為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必須要走蔡元培的道路。
石瑛於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任國立武昌大學校長，武漢大學重新組建之後，曾擔任工學院首任院長。王世傑於一九二九年三月至一九三三年四月任武漢大學校長。李四光於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九年曾任武漢大學建校籌備委員會委員和新校舍建築設備委員會委員長。王星拱於一九二九年到武漢大學任教，曾任武漢大學建校籌備委員會委員、新校舍建築設備委員會委員、理工學院院長、理學院院長、代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兼化學係主任。一九三三年四月王世傑調任教育部部長後，王星拱於一九三三年六月至一九四五年七月任武漢大學校長。周鯁生曾任武漢大學建校籌備委員會委員、法律係主任、教務長，並於一九四五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六月任武漢大學校長。由於他們先後在北京大學直接受惠於蔡元培先生的思想和人品，因此在主持武漢大學校務期間充分體現了蔡元培的辦學方針，很多辦學主張是直接承襲於蔡元培的思想。蔡元培是王世傑“一生中最敬重的學者”，王世傑在任校長期間，根據蔡元培“兼容並包”的思想，在選聘教授時隻看學術成就而沒有門戶之見。教授中間國民黨黨員極少，不同學派、不同政見者卻頗多。王世傑曾先後聘請帶有濃厚左傾色彩的陶因和範壽康到武大任教授。陶因在武大任教十多年，一貫講授包括馬克思《資本論》在內的經濟理論，特別著重介紹剩餘價值學說。範壽康一九三三年進入武大，他在《哲學概論》課裏正式講授曆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抗戰以前，在大學課堂裏公開講授曆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的教授隻有兩人，就是李達和範壽康。王星拱在擔任校長期間，亦極力倡導學術民主和思想自由，主張造成一種良好的學術研究和育人環境。在他的校長辦公室內，總是掛有一幅蔡元培先生的畫像，他處處以蔡元培先生為楷模。武漢大學在重建之後能夠奇跡般地發展，與曆任校長先進的辦學思想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