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八年前，一九四六年，武漢大學戰後複員回到武昌珞珈山。山上仿布達拉宮外形建造的教學樓和學生宿舍依然無恙，另外的山前山後上上下下的舊房雖然還在卻已殘破了。
秋天傍晚，山下大路上常有人散步。有四個人在路上碰麵時就一邊走一邊高談闊論，還嘻嘻哈哈發出笑聲，有點引人注目，但誰也不以為意，仿佛大學裏就應當這樣無拘無束，更何況是在田野之中，東湖之濱。
假如有人稍稍注意聽一下這四位老師模樣不過三十五歲上下的人談話，也許會覺得奇怪。他們談的不著邊際，縱橫跳躍，忽而舊學，忽而新詩，又是古文，又是外文，《聖經》連上《紅樓夢》，屈原和甘地做伴侶，有時莊嚴鄭重，有時嘻笑詼諧。偶然一個即景生情隨口吟出一句七字詩，便一人一句聯下去，不過片刻竟出來一首七絕打油詩，全都嗬嗬大笑。這些人說瘋不瘋，似狂非狂，是些什麼人?
原來這是新結識不久的四位教授，分屬四係，彼此年齡不過相差一兩歲，依長幼次序便是：外文係的周煦良，曆史係的唐長孺，哲學係的金克木，中文係的程千帆。四人都是“不名一家”。周研究外國文學，但他是世家子弟，又熟悉中國古典。唐由家學懂得書畫文物，又因家庭關係早年就得讀劉氏嘉業堂所藏古書。他還曾從名演員華傳浩學昆曲，又會唱彈詞，後來在上海進了不止一所大學的不止一個係，得到史學大家呂思勉指引後才專重中國史學，但還譯出《富蘭克林自傳》和賽珍珠的小說。他是為草創《孽海花》的金鬆岑代授課才開始教大學的。金是認識他的人都知道的雜貨攤。程專精中國古典文學，但上大學時讀外文，作新詩，所從的業師是幾位著名宿儒，自己又是名門之後，卻兼好新學。程的夫人是以填詞出名的詩人沈祖棻，也寫過新詩和小說。她是中文係教授，不出來散步，但常參加四人閑談。
當時八年抗戰勝利結束，複員後文化教育各方都想有所作為，誰也料想不到一年後烽煙再起，兩年後全國情況大變。需要從頭學習以適應新的形勢要求。那時大學都還照老一套辦事，想重振學風，勇攀高峰，參加世界學術之林。武漢大學校長周鯁生雄心勃勃，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請新教師。他要把文、理、法、工、農、醫六個學院都辦成第一流。單說文科，便有劉永濟任文學院長，吳宓任外國文學係主任，劉賾任中國文學係主任，新從美國回來的吳於廑任曆史係主任，已在病中隨後中年早逝的萬卓恒任哲學係主任。萬以後洪謙繼任。全校各係都請了一些新的教授，真是不拘一格聘人才。誰能想得到不過一年以後便出現一九四七年的“六·一”慘案?學生宿舍突然深夜被軍隊包圍，開槍打死三個學生，捕去五位教授：工學院機械係的劉穎，外文係的繆朗山、朱君允(女)，曆史係的梁園東，哲學係的金克木。
周煦良教了一年便離校回上海了(一九八三年底他病故時是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兩年後，一九四八年，金克木到了北京大學。程千帆多年脫離教學，“文革”後離武大，接受南京大學之聘，沈祖棻退休後一九七七年在武漢因車禍故去。上麵提到的人大多已先後辭世，此刻在世的隻有南京的程千帆和北京的金克木，都已經年過八十了。
珞珈山下在一起散步的四人教的是古典，而對於今俗都很注意，談的並非全是雅事。唐長孺多年不讀《紅樓夢》而對《紅樓夢》中大小人物事件如數家珍，不下於愛講“紅學”的吳宓。周煦良從上海帶來兩本英文小本子小說。他在戰後地攤上買了專為美國兵印的許多同一版式的小書，想知道戰時美國軍人的讀書生活。他說，古典的不論，通俗的隻有這兩本可看。一是他後來譯出的《珍妮的畫像》，一是講外星人來地球在愛中以“心波”不自知而殺人的荒誕故事。他還帶來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說是當時上海最風行的小說，寫了西南少數民族，有些“法寶”是大戰前想不到的。金克木還曾到租書鋪租來《青城十九俠》、《長眉真人傳》等等還珠樓主的小說。四人都對武俠流行而愛情落後議論紛紛，覺得好像是社會日新而人心有“返祖”之勢。雅俗合參，古今並重，中外通行，是珞珈四友的共同點。其實這是中國讀書人的傳統習慣。直到那時，在許多大學的教師和學生中這並不是稀罕事，不足為奇。大學本來是“所學者大”，沒有“小家子氣”和“行會習氣”的意思吧?當然這都是五十年代以前的古話，時過境遷，也不必惋惜或者責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