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工作是督促大企業主采取預防工傷事故的措施，並負責處理企業主的抗議書，因為許多企業主抗議保險公司按工傷事故發生的可能性把工廠企業劃分成若幹危險等級。有些企業主對自己的工廠被劃為高危企業感到不滿，常常向保險公司施加壓力，卡夫卡就負責擬訂相關的對策和文件，必要時作為公司代表在法庭上出席。他還要到自己負責的地區--萊欽伯格附近的波希米亞北部工業區--巡視各家工廠。因此，這是一項責任重大的工作，卡夫卡可以充分發揮自己掌握的法律知識和起草文件的才能。他通過這份工作獲得了大量的一手資料，充分了解到工人在事故發生後所遭受的不幸命運，以及工廠主對加強安全措施漠不關心的事實，這更加堅定了他對底層勞動者天然的同情心。"這些人是多麼謙卑啊，"他對布洛德說："他們到這裏來，是向我們乞求的。他們不是來搗毀保險公司，把它砸個稀巴爛，他們是來乞求的。"
盡管卡夫卡總是說他對工作並不在行，但他的上司卻很賞識他，卡夫卡因此獲得了數次提升。許多和卡夫卡麵臨同樣情況的作家都明白，自己的心和靈魂其實在別處，卡夫卡也是一樣，但他的應對辦法是極其勤奮、認真地履行自己的職責，以免招致不負責任的惡名。
阿洛瓦斯古特靈是卡夫卡在工傷事故保險公司時的同事，據他回憶，由於卡夫卡的努力，公司員工在辦公室裏能夠正確使用捷克語，同事們都很佩服他在法律方麵的才能。另一名同事Ｖ．Ｋ．克勞福塔在幾年之後進入工傷事故保險公司，當時卡夫卡已經生病了，在他的印象中，卡夫卡是個沉默寡言的人："他身體虛弱，又常常出神，給人留下羞怯、安靜的印象；在他周圍的那些人把他看作唐吉訶德一類的人物。他說文雅的捷克書麵語，說話時精神高度集中，很少停頓……當他想要強調某個句子或詞語時，他就用力地打手勢"。
盡管同事們注意到了他那略顯稚氣的舉止，仿佛卡夫卡博士還沒有長大成人，但他在辦公室裏很受歡迎。他們戲稱他是"我們辦公室的寶貝"，布洛德也證實"卡夫卡身上帶著某種天真無邪"。雖然卡夫卡本人也注意到了"我那孩子氣的外表"以及憂鬱症造成的身體發育遲緩，但是卡夫卡的傳記作家們往往忽略了他這種幼稚症傾向，在２８歲那年，卡夫卡腦子裏想的是，生病時有母親在身旁照料是"多麼令人欣慰"："我希望我能夠再感受一次，因為那時我是柔弱的，從而對母親做的每件事都深信不疑，而且我可以享受孩子氣的樂趣"。弗朗茲鮑莫也談到卡夫卡有一種"特殊的幼稚症"，卡夫卡的老同學弗萊德裏奇菲戈爾在晚年表示："從根本上說，卡夫卡是一個長不大的孩子……過了４０歲之後，他仍然對生活充滿孩子般的好奇"。總起來說，這些描述（描述者全部是同卡夫卡有過交往的人）再一次提出了我們在前麵討論過的問題，卡夫卡對性的焦慮（"我認為卡夫卡害怕身體接觸，"菲戈爾這樣說。）以及他對社會、對人際交往（尤其是同女人交往）的恐懼，這一切都給他的成長造成障礙。
另一方麵，卡夫卡在工作中接觸到了粗礪殘酷的現實，並恰好從中學到了他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學習的東西。"很明顯卡夫卡從世界和生活中吸收了大量知識，他那喜歡懷疑的悲觀主義也來自於辦公室工作的經驗，"馬克斯布洛德這樣寫道："來自於對拖遝煩雜的公務的處理，和對各類卷宗的整理"。他對官樣文章和官僚作風是非常熟悉，這為他提供了創作靈感，體現為《審判》中極端的官僚統治下的恐怖景象。然而，在辦公室裏的時刻並不總是枯燥乏味的，也有愉快、有趣的事，這一點布洛德可以作證。卡夫卡曾經寫信給布洛德，對他所負責的健康安全工作進行了一番卓別林式的描述："在我管轄的四個地區裏--我的其他工作除外--人們像喝醉酒一樣從腳手架上摔下來，有的直接就掉進機器裏去了；所有的大梁都倒了，所有的堤防都塌了，所有的梯子都滑走了，放上去的東西又全都滾了下來，人們被自己手裏的東西絆倒。這些在瓷器廠工作的年輕姑娘們和垛得高高的餐具一道兒，不停地從樓梯上滾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