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翌日印尼駐日大使館通知日本出入國管理局東京事務所，稱“鄧艾麗”即台灣歌星鄧麗君，她在日本使用的名字是“Teresa Teng”（特麗莎·鄧），所持護照是偽造的。
2月18日，日本媒體醒目報道，特麗莎·鄧因為違反日本的《出入國管理令》，被東京出入國管理事務所留置，並要進一步調查整個事件的背景。
其實，鄧麗君所持印尼護照，並非假護照，而是她在印尼時一位印尼朋友幫助她在印尼外交部辦理的。
2月22日，日本出入國管理局東京事務所公布調查結果，確認鄧麗君所持印尼護照並非假護照，護照上的日本駐雅加達大使館的簽證也是真的。問題在於護照的“發給手續不合法”，因為按照印尼政府規定，外國人必須在印尼居住6個月以上，方可取得印尼國籍，而鄧麗君從來沒有在印尼住滿半年。就這個意義上講，鄧麗君所持印尼護照是非法的，是假護照。這樣，鄧麗君被關禁在日本東京港區港南3丁目的東京入國管理局女子收容所。
2月24日，日本法務省做出以下裁決：“台灣女性鄧麗君，26歲，演唱藝術家，於1979年2月14日執偽造印度尼西亞之護照，非法進入日本國境內，根據日本國出入境管理法及難民法之規定，茲將鄧麗君驅逐出境，並限製其在1979年2月24日之後的一年內，不得進入日本國境內。”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法務省的裁決隻說“將鄧麗君驅逐出境”，並未說“驅逐”到何處。這是日本的邀請方——唱片公司努力奔走的結果。因為倘若寫成“將鄧麗君驅逐回台灣”。那就麻煩了。
為什麼鄧麗君不能從日本回到台灣呢？事件要說到2月13日，鄧麗君從香港乘班機返回台灣，原本打算在台北探望母親之後，從台北飛往日本東京。鄧麗君到達台北機場時，出示的是印尼護照（如果她出示的是台灣護照，則翌日從台灣出境時必須是台灣護照，則到達日本時也必須使用台灣護照）。台灣入境檢查官雖然明知站在麵前的是大名鼎鼎的台灣歌星鄧麗君，卻強調這位“鄧艾麗”所持印尼護照上沒有台灣簽證，不能入境。鄧麗君在無奈之中隻得乘飛機以印尼護照返回香港，翌日從香港持印尼護照飛往日本。
由於鄧麗君在台北機場使用過那本印尼護照，按照台灣法律，涉嫌“行使偽造、變造的護照”，鄧麗君要蒙受牢獄之災。
萬幸之中，當時鄧麗君手中的台灣護照上，有美國多次往返簽證。就這樣，鄧麗君宣稱在美國有“演出活動”，就從東京飛往美國洛杉磯。
媒體本來就喜歡炒明星的新聞，鄧麗君的“假護照事件”顯然是極好的炒作題目，於是台灣、香港、日本以及印尼的報紙連篇累牘報道此事，把鄧麗君弄得灰頭土臉，心靈受到嚴重創傷。
鄧麗君在洛杉磯購置了一間小房，她把母親接來一起住。鄧麗君在那裏開始進修英文，過著低調的生活。
非常偶然，鄧麗君在那裏遇見一位正在那裏拍電影的活潑的小夥子——成龍，兩人有過很多交往，很快發展成戀愛關係。這原本給失意之中的鄧麗君帶來安慰，但是成龍發現了兩人個性的差異，最後就主動“打住”了。1998年，成龍在英文自傳中這樣寫及：
“她溫柔、聰明、有幽默感、又美麗，她在服裝和食品上的鑒賞力令人羨慕，她懂得在什麼場合、穿什麼衣服、用什麼飾品……說實話，我配不上她，或至少當時的我配不上她。她是典雅的化身，我卻是個沒有教化的粗魯男孩，一心想做個真正的男子漢，說話沒有分寸，能走路時卻要跑；她總是穿著得體的名牌服裝，我卻穿著短褲和T恤就上街；她舉止得體，禮貌周全，我對權威不屑一顧，常當著飯店經理和服務員的麵做鬼臉，把腳放在桌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