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魯迅勤勞儉樸的生活
魯迅先生愛生活，愛勞動，在日常生活中具有勞動人民勤勞和儉樸的作風。
冬天在家裏他自己砸煤，出門自己拿行李，不論勞動的種類的大小，隻要他力所能及，總不辭勞瘁地全力以赴。在發覺自己的體力不支時，想到的是要趕快做，而不是先坐下來休憩。
直至逝世前兩天還在寫《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的魯迅先生，給我們留下了約670萬字的遺著。這是他30年文學筆耕勞動的成果。30年間，每月平均有將近兩萬字的寫作，還要給相識與不相識的人逐行逐字地校閱稿件，替別人抄寫稿子、編排、校對、設計，跑書店和印刷所等，這些勞動是不能以數字來計算的。
更有不少除文字工作以外的一些勞動，比如，他寄給人家的信件，信封往往是用別人寄給他的信封翻過來糊製的。他每次接到郵包，總是小心地把郵包拆開，將包裝紙按大小疊在一起，有的用來糊信封，有的用來包書，就連紮郵包的繩子，他也要細心解開放好，準備寄書時用。
魯迅先生的吃穿都很儉樸。他日常吸煙、吃糖，都是廉價品。吃得好一點不過是雞蛋炒飯。他愛吃生黃瓜、脆花生、沙炒豆之類。魯迅先生平時隻穿舊布衣，褲子總是單的或夾的，有的膝蓋處已打了補丁。
有一條在日本留學時做的褲子，一直穿了20多年。一年四季，魯迅腳上總是一雙橡膠底的帆布鞋。床上的棉被也是多年的老棉胎，睡的硬板床也從不願意換藤繃或棕繃。
魯迅在女子師範大學講課時，不是像許多教授那樣，或者長袍馬褂，或者西服革履，而是穿著已經打了補丁的褪了色的夾袍，挾著一個半新不舊的印花包袱去上課。在講台上，他打開包袱，從裏邊拿出講稿，就津津有味地講開了。他講課通俗易懂，深刻尖銳，饒有風趣。
同學們都盼望著聽他的課，期待著他打開那紅地印有黑色條紋的花包袱。
同學們說：“魯迅的布包裏什麼都有，就是沒有一點兒虛假。”
聞一多節衣縮食渡難關
聞一多，著名的愛國詩人、學者、英勇的民主戰士，1946年7月15日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暗殺。
1940年冬天，一貫執行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政策的國民黨反動派，不顧國家民族的利益，又喪心病狂地發動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罪惡的行為使聞一多震驚。
聞一多先生是西南聯大中文係的教授。由於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統治更加反動，更加貪汙腐化，因此使得象聞一多先生這樣依靠薪水維持生活的人們，普遍陷入了艱苦的階段。物價越來越高，薪水越來越少。
在這種艱苦的時期，有的教授專家經不住艱苦的考驗，為了追求一點物質享受，改行去幹賺錢的事；還有的腳踏兩艘船，掛著教授的招牌，不時來往於渝昆道上，到重慶去乞求蔣政府一點施舍。
“這都是可恥的行為！隻能享受國家的優待，不能分擔國家的苦難！”聞一多依然堅持著抗戰勝利的信念，憑著天真的愛國熱情和貧賤不移的品質，嚴厲地譴責了這樣一些知識分子，他屹立在物價的重壓下，繼續從事著自己的工作。
萬惡的日寇，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失敗之後，又加緊軍事進攻，繼續對後方城市實行“疲勞轟炸”。昆明人民跑警報，成了每天例行的而且幾乎是定時的“任務”了。
聞一多在城裏租不起房子，夫人身體多病，孩子又小，跑警報擔心害怕，在城外找房子住也不容易，後來總算在昆明西北郊的普吉鎮，同聞家駟教授，弟兄兩家10多口人租到兩間破樓，勉強住下。
樓下前麵是棧店，後麵是豢養牲口的地方，風吹或日曬都會卷來衝天的臭氣；碰上雨天，雨點就從瓦縫裏滴到室內；白天黑夜吵吵嚷嚷，賭博吃酒的吆喝，打架咒罵的聲音，使得他們不能好好工作，也不能好好休息。
房子太小，便都睡在樓板上。每天，聞一多都起得很早，趁這安靜的時刻，抓緊做點工作。等孩子們都起來了，他就把被單拉直疊起，然後就輕輕掃地。像他在從長沙到昆明3000多裏步行中得到了步行經驗一樣，現在又有了掃地的經驗了。
孩子們常常搶著幹活，熱情很高，可常常掃得灰塵四起。他就接過掃帚，對他們說，掃地也要好好學學，不能灑水，因為水把灰塵凝成了泥塊，掃不幹淨；掃地又不能亂用力，否則會使灰塵飛揚起來。
住的水準是無法再降了，因為他已住到貧民窟裏去了。食的水準也在不斷地變化。原來每天還能維持三餐，照例是醃菜、醃豆腐和一鍋白水煮的白菜米粉；還有被他譽為“白肉”的豆腐，詩人給這個菜取了一個很美的名字，“一鍋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