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過渡”不行，必須另覓他途。在當時被稱之為以漸進、“改良”為特征的經濟建設思想，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產生的。
曲折迂回：新經濟政策——通過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列寧指出：“所謂改良主義的方法，就是不摧毀舊的社會經濟結構——商業、小經濟、小企業、資本主義，而是活躍商業、小企業、資本主義，審慎地逐漸地掌握它們，或者說，做到有可能隻在使它們活躍起來的範圍內對它們實行國家調節。”這就是說蘇維埃國家在經濟建設中可以利用舊的經濟結構作形式，允許保留更多的非社會主義成分，使它們在國家的“調節”下，通過市場組織經濟競賽，達到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目的。新經濟政策及列寧以後的經濟理論和實踐集中反映了列寧在這方麵的思想。
首先，允許多種經濟成分並存，不主張立即建立“純”形式的社會主義所有製。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寧就說過“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沒有而且在戰爭期間也不可能有向純粹社會主義過渡的純粹資本主義”。1921年春內戰結束後，列寧重新強調了他在1918年對俄國社會經濟成分所作的分析，並進一步指出，蘇維埃國家應當利用當時存在的五種不同層次的經濟結構和形式，即：宗法式的農民自然經濟，小商品生產，私人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列寧認為，俄國是一個小農國家，在經濟結構中占優勢的也是“小經濟”，它們在俄國主要表現為宗法式的農民經濟和小資產階級的經濟形式。這些小經濟生產者由於“經濟和政治生活使他們不但不能彼此接近，反而彼此分開，彼此疏遠，使他們變成千百萬單個的小業主”，無產階級國家“不經過很多很多年，任何集體經濟組織，集體農莊，公社都是不能改變這種現象的”。因此，在列寧看來，“小農隻要還是小農，他們就必須有同他們的經濟基礎即個體小經濟相適應的刺激、動力和動因”。也就是說應當在一定的程度上恢複小農經濟，允許小商品生產的適當發展。
不僅如此，列寧還特別重視資本主義（尤其是國家資本主義）在蘇維埃俄國經濟建設中的作用。他根據俄國大工業生產和管理都相當落後這一實際國情指出，無產階級專政允許存在的資本主義已經不可能是一般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是一種高於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蘇維埃國家可以利用它“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途徑、方法和方式”。至於私人資本主義它也能促進社會主義，成為社會主義的“幫手”。
其次，開放市場，允許貿易自由，充分利用和發展商品貨幣關係。按照糧食稅規定，農民在上交比過去少得多的糧食後，可以全權處理剩餘的產品，把這些產品拿到市場上去換工業品或其它農產品。但是，後來這種直接的物與物交換形式很快發展成為商品買賣。為此，列寧作出了進一步退卻的決定，把交換形式變成“由國家來調節商業和貨幣流通”。以後，列寧又係統地闡述了商業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的重要性，認為商業可以促進工農業之間的流轉，是新經濟政策要尋找的那個同農民經濟的結合點，“是千百萬小農與大工業之間唯一可能的經濟聯係”，共產黨人必須全力抓住這一中心環節。此外，列寧還主張把商業原則運用到社會主義的企業中去，在國營企業中實行經濟核算製，要求這些企業充分利用價格、成本、利潤等範疇，努力節約開支，以收抵支，消除虧損，增加盈利。他說：“國營企業改行所謂經濟核算，同新經濟政策有著必須的和密切的聯係，而且在最近的將來，這種企業即使不會成為唯一的一種，也必定是主要的一種。在允許和發展自由貿易的情況下，這實際上等於國營企業在相當程度上改行商業的即資本主義的原則。”
再次，利用資本主義的技術和管理。列寧認為，任何社會化大生產都需要技術和管理，但技術和管理的本領不會因為這個階級是先進階級一下子從天上掉下來，因此，蘇維埃國家除了要通過各種途徑培養自己的管理人才外，還一定要用資本主義的破碎磚瓦來建設共產主義，依靠大資本主義所取得的成就和資產階級專家，加強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往來，否則就會給共產主義帶來無窮的禍害。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列寧提出了一個基本結論：“蘇維埃政權+普魯士的鐵路管理製度+美國的技術和托拉斯組織+美國的國民教育等等等等=總和=社會主義。”總之，列寧這些經濟思想既沒有完全遵循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後“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的原則，也沒有用共產主義的原則來組織商品交換和貿易，徑直由國家來調節生產和分配，建立“純真”的社會主義經濟結構。相反，他從俄國的具體國情出發，衝破了現成的理論和公式，不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抽象地對立起來，保持多層次的經濟結構和經濟活動方式。這是列寧對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如何進行經濟建設理論的豐富和發展，為落後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開辟了一條嶄新的道路。
列寧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探索具有重大意義。列寧認為，馬克思在理論上的成就在於“他摒棄了所有這些關於一般社會和一般進步的議論，而對一種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一種進步（資本主義進步）做了科學的分析”。同樣，我們也可以這樣評價列寧在經濟建設問題上的新成就，他摒棄了一切關於社會主義的抽象議論，對一個國家（蘇維埃國家）和一種進步（社會主義進步）進行了科學分析和偉大試驗。這種既堅持基本原則，又結合具體國情的偉大探索，對科學社會主義的豐富和發展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首先，建設社會主義一定要堅持有利於生產力發展這一根本標準。社會進步的首要標誌是生產力，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根本觀點。然而，在新經濟政策實行前，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未能完全解決這一問題，以為隻用蘇維埃的國家法令便能在一個小農國家裏一舉實現共產主義的生產和分配原則，從而取得重大的社會進步。結果由於違背了客觀實踐，延緩和破壞了生產力的發展，沒有造成社會的進步。因為，落後的俄國存在大量的小農經濟和小手工業經濟，而這些經濟形式又缺乏社會化大生產的物質技術基礎，單憑主觀願望，人為地提高生產關係是不能實現從小生產到大生產的直接過渡的。新經濟政策作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方法、道路，是根本有別於“戰時共產主義”的，它在保證無產階級國家掌握經濟命脈的前提下，可以暫時容忍舊的經濟因素，廣泛利用它們（尤其是國家資本主義），增加國計民生所急需的產品，發展生產力。正是從這一目的出發，列寧一再強調發展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對俄國經濟現實的進步作用，反對用孤立的觀點看待一種社會生產形式，他說：“和社會主義比較，資本主義是禍害，但和中世紀製度、和小生產、和小生產者散漫性聯係著的官僚主義比較，資本主義則是幸福。”他認為隻要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給全俄社會主義事業帶來益處”，既便是使用私人資本主義的辦法，其成績“也比那些隻是‘關懷’共產主義純潔性，隻是對國家資本主義和合作社寫規章、條文、訓令，但在實踐上卻不能推動流轉的人，要多得多”。總之，新經濟政策實施後，列寧在總結以前深刻教訓的基礎上，堅定不移地把生產力發展與否作為社會進步的首要標準，並根據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來逐步調整和選擇生產關係。
第二，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不可逾越的階段，組織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主要杠杆是經濟方法，而不是單純的行政命令。在過渡到新經濟政策之前，馬克思主義者普遍認為，社會主義就是“消滅商品”，他們把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同私有製和資本主義剝削製度聯係起來，看作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統一體，是社會主義的對立物。列寧也曾認為，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在經濟領域的任務就是采取國家強製措施徹底消滅“私人貿易”，組織有計劃的產品交換，為“消滅貨幣”作準備。而1921年春後，列寧根據俄國革命的經驗逐漸改變了對商業的看法，認為無產階級決不能受輕視商業的“感情社會主義”情緒支配，采取堵塞或禁止商業和自由貿易的自殺性愚蠢政策，“應該把商品交換提高到首要地位，把它作為新經濟政策的主要杠杆”，全部問題的關鍵在於“是以市場、商業為基礎，還是反對這個基礎”。可見，列寧實際上已經肯定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不可逾越的階段。不僅如此，以市場為基礎，通過市場組織經濟建設的經濟運行方式，也被列寧充分肯定下來。他要求國營企業學會適應市場的條件，給予國營企業“享有廣泛的經濟自治權”，“作為交換單位自由出現在市場上”，以便能夠更好按商業化原則辦事。與此同時，推行計劃經濟的方式也由過去行政性辦事向“機動靈活的經濟手段”轉變以適應商品經濟的要求。1922年4月，俄共（布）十一大通過的《關於工業》的決議明文規定，國家的計劃經濟更多地表現為“從市場的存在出發並考慮市場的規律，掌握市場通過有係統的，深思熟慮的，建立在對市場過程的精辟估計之上的經濟措施，來調節市場和貨幣流通”。由此可見，列寧的這些理論和實踐已經突破了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思想。
第三，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堅持改革開放的方針。列寧從沒有把社會主義看成一種孤立於以前各種經濟形式的抽象概念。允許多種經濟成分並存，加速商品流轉，並通過市場，使各種經濟成分相互促進，從而有助於經濟增長，標誌著蘇俄經濟已經由“戰時共產主義”的“堵塞”型轉向新經濟政策的“開放型”。同時，列寧在經濟建設問題上，反對那種隻憑樸素的階級情感，拒絕與外國資本進行經濟往來的閉關鎖國政策，積極主張對外開放，搞活經濟。他認為，隻要社會主義還沒有在全世界徹底勝利之前，無產階級國家就必須善於利用帝國主義的矛盾，向資本主義“學習”，與它們做生意。他把租讓製看作是一種特殊的新的戰爭形式，要求蘇維埃俄國通過租讓和商品交換政策，加強利用和迅速利用資本主義的先進有用的東西，並一再說明繳納這種“貢稅”和“學費”是值得的。
列寧的偉大並不在於他不犯錯誤，而在於能夠通過實踐檢驗及時發現並糾正錯誤，從不把社會主義看成是一種凝固不變的模式。從列寧的探索過程來看，他敢於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拋棄那些以往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提出的不符合實際的認識。正是由於列寧堅持實踐標準而不拘泥於舊有理論，敢於承認錯誤，善於總結經驗教訓，勇於探索和改革，才領導布爾什維克黨製定了充滿創造性的新經濟政策。從單一經濟成分轉向多種經濟成分並存，從產品經濟轉向商品經濟，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性經濟。列寧否定了純而又純，單調劃一，空想僵化的社會主義模式，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個多層次、多結構、豐富多采的社會主義新模式。這完全可以稱之為國際共運史上社會主義國家的第一次偉大改革。
(3)對無產階級政黨建設的理論貢獻
十月革命勝利後，布爾什維克黨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在錯綜複雜的國際國內環境下，黨的建設麵臨著許多新問題，列寧為此進行了開創性的富有成效的探索，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執政黨要保持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本色。第一，堅持黨員標準。因為黨的作用與戰鬥力，與其說取決於黨員數量，不如說取決黨員質量。列寧主張，要吸收無產階級中“最優秀和最可靠的領導、骨幹”入黨。“徒有其名的黨員，就是白給，我們也不要”。我們所要求的將都應是“真正擁護共產主義的人，真正忠於工人國家的人，真正的勞動者”。同時，把入黨條件規定得更嚴些，防止那些“趨炎附勢、巧於鑽營的人”混入黨內來。第二，要時刻注意純潔黨的隊伍，清除混入黨內的壞人。在革命年代，一些壞人乘機混進執政黨裏來是不可避免的現象。“全部問題在於，以健康的強有力的先進階級作為依靠的執政黨，要善於清洗自己的隊伍”。列寧在世時，進行了兩次清黨，盡管清黨中存在擴大化問題，但總的說來，方向是正確的，成績是主要的。通過清黨，黨的隊伍更純潔了，質量更高了，增強了黨的戰鬥力。第三，要同資產階級腐朽思想進行鬥爭。列寧指出：“在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舊社會之間並沒有一道萬裏長城。革命爆發的時候，情形並不像一個人死的時候那樣，它的屍體是不能裝進棺材、埋入墳墓的。它在我們中間腐爛發臭並且毒害我們。”為了使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事業健康的發展，必須同資產階級腐朽思想進行不懈地鬥爭。第四，還要製定嚴格的監督檢查製度。對黨員嚴格管理和監督是黨組織的政治責任，列寧主張要選擇那些最有修養、最有經驗、最忠誠的大公無私的黨員從事監督檢查工作，開展自下而上的監督。對違法亂紀的黨員實行嚴厲的製裁，要“比對非黨人員三倍嚴厲地懲辦”，“法庭對共產黨員的懲處必須嚴於非黨員”。絕不能采取姑息的態度，如果“執政黨竟庇護‘自己的’壞蛋！！真是可恥和荒唐到了極點”。
執政黨的中心任務是領導經濟建設。列寧像指揮戰爭一樣指揮經濟建設，提出了許多黨領導經濟建設的原則，開創了黨領導經濟建設的先河。第一，要正確處理好政治同經濟之間的關係。列寧認為，政治與經濟之間的關係是辯證關係，沒有離開經濟的純政治，也沒有離開政治的經濟。他說：“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在這之前他曾說過：“現在我們主要的政治應當是：從事國家的經濟建設，收獲更多的糧食，開采更多的煤炭，解決更恰當地利用這些糧食和煤炭的問題，消除饑荒，這就是我們的政治。”但是，在處理政治與經濟問題時，又要注意時間和條件。在奪取政權後，黨的中心任務是經濟建設，因此經濟建設就是我們的主要政治。就此意義而言，“我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希望我們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經濟。”但是“要實現這種願望，就必須不發生政治上的危險和政治上的錯誤”。第二，黨要從經濟建設特點出發，按經濟規律辦事。列寧認為，經濟建設同奪取政權相比有許多特點。一是破壞舊製度比較容易，建立新的經濟製度比較難，“軍事勝利比經濟勝利容易取得”。因而，我們“需要更加沉著、更加需要大規模組織和管理的更高超的藝術。而這些正是我們這個落後的國家所最缺乏的”。二是在一個落後的小農國家建立新的社會主義經濟難度更大。列寧認為，當前的“敵人”是小農經濟、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它們像空氣一樣包圍著我們，如果不掃除這些障礙，社會主義經濟就不可能建立起來。三是經濟建設任務是全新的工作，比奪取政權複雜得多。一般地說，軍事工作可以靠熱情、靠勇敢、靠進攻、靠襲擊來解決。而經濟工作要受各種因素的製約。因為經濟建設有自己的規律和特點，全部國家經濟機構是“一架機器”，黨肩負著“巨大組織任務”。抓經濟建設“無論如何不能像過去和卡列金分子進行鬥爭時那樣隻用高舉大旗勝利進軍的方式”。黨的領導必須適應這一特點，改變以往的領導方式，把高度的革命熱情同科學的態度結合起來，按照生產關係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狀況的客觀經濟規律辦事。第三，執政黨要成為管理國家、管理經濟的內行。列寧指出：完成奪取政權任務之後，緊接著擺在我們麵前的是解決管理我們國家的任務，這是一項最困難、最緊迫的任務。當前“必須趕快學會作經濟工作”，“必須向這門科學進軍，向這門艱難、嚴峻、有時甚至是殘酷無情的科學進軍，否則就沒有出路”。列寧號召全黨要從頭學起，“要管理就要懂行，就要精通生產的全部情況，就要懂得現代水平的生產技術，就要受過一定的科學教育”。共產黨人“要有本領做生意，有本領賺錢，有本領擺脫困難的經濟狀況”。我們要同那種認為隻有資產階級才能管理國家的偏見作鬥爭，同時，也要批判某些共產黨員的狂妄自大不注意向資產階級專家學習的傾向。“必須充分利用科學、技術和資本主義俄國給我們留下來的一切東西”。否則，就不是共產黨人，而是空談家。列寧告訴大家要用前人所創造的一切寶貴東西——知識、技術、人才、財富，來為共產主義建設事業服務。第四，黨必須培養自己的各行各業的專家。列寧特別關心發展蘇維埃的各項教育事業和農村掃盲工作。注意從工人和農民中發現人才，並及時地把他們提到各級領導崗位上來。俄共（布）為了培養自己的專家，在各級黨校、幹校中開設了各種班次，在全黨掀起了一個學文化、學管理、學科學技術的熱潮。隨著經濟建設的發展，黨內專家迅速成長起來，有力地加強和改善了黨對經濟工作的正確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