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有必要強調一句：讀書的主體是人，是人在讀書；人有千種，讀書的感覺也有幹種。所以，每個人都是他自己最好的關於書的批評者。不論學者們對一本書評價如何，縱然他們眾口一詞地加以稱讚，如果那本書不能引起你的興趣，對你而言，仍然毫無用處，別忘了批評家也會犯錯誤，批評史上許多大錯誤往往出自著名批評家之手。你正閱讀的書，對於你的意義，隻有你自己才是最好的裁判。
實際上，人們讀書，往往不在書本本身。讀書往往是為了尋找消化生活、理解生活的酶，或者是探摸從沉悶枯寂凡俗的生活中，迸發激情超拔出來的那個觸點；找到了那個觸點，得一次（又一次）性靈的升華，自然就有了讀書的意義。
這樣的讀書，當然很難成為錢鍾書；但如果大家都成為大學者，就如同人人都把自己築成一座巍巍的大牆，那將是一種極難忍受的人世尷尬。錢鍾書是一座人類精神的燈塔，還是讓他孤標高蹈，兀自發著幽幽的光芒為好。那樣，人類精神才顯神秘，才顯高拔，才不因魘足而衰惰下來。
（三）
人在特定的環境下生活得久了，觀察生活感受生活的方式就成了定式，就有了框框；那麼，我們就需要作家（廣義的）——作家的責任，就是要打破人類情感世界的定式，衝出褊狹的框框，為人類提供對生活的新的觀照角度。聰明的讀者，就是要去占據和使用這些角度，去拓展自己的心靈空間。
讀拉法葉夫人的《克利佛王妃》，使我得到這樣一個結論；任何人都不應要求他人做出其能力所不能及的事；否則，你自身就受到懲罰。讀普海弗的《曼依.列斯康》，使我覺得人們的主觀取舍是多麼的武斷；因為曼依雖然善變、貪婪，但她卻可愛、慷慨而且溫柔，隻有這樣的曼依才鮮活、才自然、才有人世的魅力。伏爾泰的《戇第德》，表麵上是揶揄那些哲學上的樂觀主義，其實是要你接受這樣一個教訓：做人，要容忍，要注意開墾自己的園地，對你不得不做的事，要以勤勉和不屈不撓的精神去做，而且要做好。如果不是這個伏爾泰，我們哪裏想到，做人還有這麼一種作法呢！
林語堂好像做到了，但他卻是抄襲的伏爾泰。
5.性情之書
人說《知堂書話》是書話的重鎮；讀過，頗以為然。其最本質的特色，亦即價值所在，便是以人為本，以活人為本，緊貼了人性、人情而品書；品出人性、人情的真實，服務於性情和血肉，而非綱常與枯骨。
《四庫書目提要》對戴忠甫的《讀風臆評》頗多貶詞：“是書取《詩經.國風》加以評語，纖仄佻巧，已漸開竟陵之門徑，其於經義固了不相關也。”怎個不相關法？舉其對《王風，有兔爰爰》所評：
“有兔二語，正意已盡，卻從有生之初翻出一段逼蹙無聊之語，何等筆力。注乃雲，為此詩者猶及見西周之盛雲雲，令人噴飯。”這裏表現出的是戴忠甫對朱注《國風》的不屑。本來以生動的筆墨寫生命在“生之初”的情狀卻非要從詩中“猶及見西周之盛”，於情大悖，非得噴飯。所以，知堂說要把《四庫書目提要》的貶詞當讚詞看，並說：“我們讀《詩經》，一方麵固然要查名物訓詁，了解文義，一方麵卻也要注重把他當作文學看，切不可奉為經典，想去在裏邊求教訓。”還說，“中國古來的經書都是可以一讀的，就隻怕的鑽進經義裏去，變成古人的應聲蟲，《臆評》之類乃正是對症的藥”。
知堂的話，於當今讀書界仍有大效益。文學的書就以文學的視角來讀，非要讀出文學之外的所謂意義，不說其何利何害，起碼是一件累人累己的事。我們之所以還需要文學，係要讀書真性情和生命本質上的脈絡，用質樸去抵禦浮華，以安妥我們的心靈。賈平凹說他不想寫史詩，而是寫心靈，所以他的作品便真實而耐讀。文學本質上就是人的心跡，心跡是鮮活可感的東西，人們正是從這鮮活可感中，得到生命的驗證、啟動和溫暖。
《知堂書話》多抄錄，但無瑣屑枯澀之感；細品之，無一不是他心性之所取，是真性情的轉錄用古人話語今譯自己心靈，而非身外的異化與教化之具。如舉抄沈赤然《寒夜叢談》卷二的兩段話：
行吊之日不飲酒食肉，後世恐無此人。蓋其吊時本無哀心，即有哀心，吊畢忘之矣。當求之眼不識杯鐺而又能長齋繡佛者。
婦人及五十無車者皆不越疆吊人，今時皆然。非守禮也，蓋無車者則懶於行路，婦人則惜舟車費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