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記者：哪三個一千名？禹作敏：第一，聘請一千名專家教授和高級工程師；第二，聘請一千名高級管理人員；第三，為了搞合資企業和發展外向型經濟，要交一千名華僑和外國朋友。聘請三個一千名，我真正有了實現兩頭在外的保障；真正能走通科學技術為龍頭的路子。具體點就是，5年超正大的經濟實力，l0年趕上美國的現代化標準，5年實現畝產噸糧化，0年農業實現產值30億，淨利潤3個億。這個數字都是實實在在敲出來的，我有把握！大邱莊人比我還有把握！其次，我們要成立農民研究院，從992年開始，5年搞成。這是我們走科學技術之路的重要保證。我曾經幾次在大會上提出，大邱莊要科技興農，科技興工，科技興人，人人搞科技，事事靠科技，我認為這是正確的道路。我們五位同行者都是第一次采訪禹作敏，誰也沒有想到一個村級幹部竟會有如此的口才。不僅如此，他對政治和時局的那種獨到的見地，以他那敏銳的洞察力，也無不讓我們這幾位京城的記者們也著實“震了一把”。他那種中國農民式的哲學和他所特有的邏輯思辯，不由得不使人送他一個“哲人”的稱號。走下樓來，我們幾位年輕人幾乎都在不停地搖頭，嘴裏“嘖嘖”地讚歎著。其中張女士，應該說是見過大世麵，改革後的南方，她沒有少跑過，但她還是說：“這是我在中國見到的最大的”大腕“”。《中國青年報》記者王先生接著說：“中國人喊了幾十年的取消城鄉差別，沒白喊，這句話在今天的大邱莊看來是真的應驗了。”在那一天後來的采訪中，我還了解到這樣一些事實。禹作敏在1978年前後為大邱莊抓住了翻身的第一個機遇，那個機遇使得大邱莊甩掉了600年都未曾甩掉的窮帽子。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禹作敏說，這預示著大邱莊第二個春天的到來，“一個中心”和“兩個基本點”給他也給大邱莊人吃了定心丸，大邱莊的鄉鎮企業越來越如火如茶。禹作敏聞聽南巡講話發表後，他興奮不已，通過村子裏的高音喇叭也發表演說：“小平同誌是在關鍵的時候，在關鍵的地方，講了最關鍵的話。”也基於對南巡講話作這樣的評估，禹作敏決定，將前些年收藏在小金庫裏以防不測的數億資金拿了出來，用以追加投資擴大再生產，一表對小平同誌南巡講話的支持，二表對大邱莊未來形勢的看好。禹作敏的話在大邱莊是絕對的權威，這一點至今無人能與之匹敵。大邱莊富了，幹什麼事都好說，唯獨一件事不好辦，這就是“計劃生育”。大邱莊人有錢，誰都想多生，並且許多人都做好了挨罰的準備。對此，禹作敏也覺得“眾怒難犯”，他本人也覺得“農村人隻讓生一個娃是有點殘酷了些。”可反過來，他又是大邱莊黨委書記兼村長，計劃生育是國策，不能不執行。沒辦法，他召集全村老少開了一個大會。他說：“你們都想多生個娃兒，這我知道。我也覺得隻讓咱農民生一個娃兒，不合咱農民的理兒。”會場上掌聲雷動：“對，不合理！不合理！”待掌聲落了，他又接著說：“那咱就隻有兩條道兒。第一條，就是生，反正不怕罰，就生吧！”又是一陣掌聲：“對，生！生！”他再接著說：“第二條道兒是：你們當中有一家多生一個，我做檢討；你們當中有兩家多生一個，我就下台！”會場上一下子就鴉雀無聲。禹作敏斬釘截鐵：“大邱莊人，你們選擇吧！”說完便走下了主席台。“不生了，不生了，我們不生了。。。。。。”。 大邱莊的事情就是這麼簡單，隻要是禹作敏拍板定下的，沒有一個人敢違犯的。十多年來，大邱莊真的沒有超生一胎。在大邱莊，禹作敏就是這個部落的“酋長”，就是“法老”1992年3月，大邱莊本著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將“大邱莊農工商聯合總公司”改名為“大邱莊企業《集團》總公司”，下屬五個集團公司：萬全集團公司、堯舜集團公司、津美集團公司、津海集團公司、華大集團公司。總公司設立董事會，禹作敏是當然的董事長。但，總經理是年僅24歲的禹紹政--他的次子。大邱莊人倒沒說什麼，但外界對此卻頗有微辭。選誰不好，為什麼偏偏選他的兒子？這不是搞裙帶關係嗎？禹作敏說：“正因為他是我兒子！要不，到外麵說話辦事有人聽嗎？牌子能響嗎？”在用人上，禹作敏對於兒子的栽培其實早就開始了。1987年0月，天津服裝一條街開業大吉，大邱莊的“致遠商場，，也迎來了自己的”第一次“。然而，初戰失利，第一個月就賠了50萬元。為什麼？用人不當。禹作敏當機立斷，二話沒說就派次子禹紹政出任總經理。那時候，禹紹政還是一個年僅8歲的小夥子。當時，天津的情況禹作敏心裏不是不清楚，因為是農民首次進城經商，有些魚目？昆珠，一些地痞流氓也乘機溜進了”致遠“致遠要上去，就必須整頓但把此重任交給一個l8歲的孩子，不能不讓人擔心。有人勸禹作敏：“紹政畢竟還是個孩子，怕撐不起來吧？”禹作敏說：“不是我心狠，也不是我心貪。讓他去冒冒風險，他才能摔打出來。當年毛主席能送兒子上朝鮮，我送他到天津幹這點事又算得了什麼？”這話乍聽起來，雖說有些別扭，但也不能說沒有道理。年輕的禹紹政有大邱莊人做後台，有自己的老父親做指導，說話辦事也確實潑辣。他一上台，在職工大會上就開門見山說：“致遠商場是咱大邱莊人在天津的窗口，搞不好，不但丟大家的臉，也丟大邱莊人的臉，說大了，丟中國農民的臉，丟改革開放的臉。我幹不好，我走；你們有誰不聽招呼的，出了問題，你們走！”一席話，雖是簡單，卻也擲地有聲。經過整頓，製定了一係列的獎罰措旋，從而使商場的營業額迅速回升，一年就盈利100萬元。禹作敏不僅是一個滿腹經綸的人，同時，也是一個家民式的善辯的奇才。1985年，大邱莊已經富起來了。那一年，禹作敏說了這樣四句話：“抬頭向前看，低頭向錢看，隻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用他自己的話作解釋，那就是“完善的經濟效益之花，必然結出豐滿的政治之果”。--他把曾經顛倒了的政治和經濟的關係重新顛倒了回來。這就是禹作敏“農民式的政治”。在大邱莊人看來，這句話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一個意思，但就是這句話，也使得禹作敏遭到了新聞媒體將近半年的輿論大批判。當時，就有人對他說：“這樣說不大合適，要說，也得改一改，把”錢“字改成”經濟效益“否則，怕要惹麻煩。”禹作敏一聽就不耐煩了：“那你說，你到商店裏去買東西付錢時說什麼？你是說”給你十塊經濟效益“嗎？”一年之後，經濟學家於光遠讚揚了禹作敏的這四句話，並把它刊登在了一家報紙上。果不其然，從此，禹作敏就再也沒有安生過。1987年4月29日，國家農業部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全國企業家會議。薄一波問參加會議的禹作敏：“正在遭批判的那四句話是誰發明的？”禹作敏說：是我說的。與別人無關。“薄一波同誌問那四句話原本是什麼意思？禹作敏直言不諱地做了解釋。薄一波說：“你說得很好，沒有錯。”後來，這事被報紙披露了以後，外界才停止了對禹作敏的批判。中國有句老話，叫做“財大氣粗”。這話用在禹作敏身上，是再合適不過了，下麵兩組鏡頭也許能證明他這一點：（鏡頭一）一個局長到大邱莊參觀。禹作敏問：你一月拿多少錢？“局長答： 300多。禹作敏又問：你還想多要不？”局長答：不想。禹作敏說：你純屬神經病。你應該說，不是不想多要，而是國家眼下給不了你，現在誰不想多要點錢，生活過好點？“接著，他又說：“企業家掙錢多了，有人就眼紅。一個市長一個月才400多元工資，而我們這裏的企業家一個月可以拿一萬多。有人說，農民小農經濟思想嚴重，容易得”紅眼病“，我看，有些中高級領導幹部可能比農民還”農“。平均主義思想，不僅農民中有，領導層可能更多。有些人先羨慕後嫉妒，羨慕和嫉妒是對立的，都來自封建的小農經濟思想。我有個體會，合理是相對的，不合理是絕對的；動了就不平，平了就動；”左“了準窮，窮了一定”左“。”（鏡頭二）99年。鄧楠到大邱莊。禹作敏對鄧楠說：“你問問你爸爸。黑貓白貓的理論還算不算數？”鄧楠說：“我認為還算數。”禹作敏說：“你說不行，要你爸爸。”鄧楠答：“我爸爸退休了。”禹作敏說：“你爸爸的退休和別人不一樣。”後來，禹作敏又說：“養貓是為了逮老鼠，現在的情況不是這樣，有人擺弄貓是為了解悶，讓貓服服貼貼地趴在他的腿上供他玩賞。。。。。。。有人問我什麼最難？我說跟形勢最難。美國、日本的企業家都不如中國的企業家。因為他們都是兩手抓經濟，我們是一手抓經濟，一手抓政治。譬如，為接待一批老同誌，光”四菜一湯“問題我就研究了半天。吃飯時，最後一個菜是小蔥拌豆腐，一位老同誌說：“你真是企業家，一青二白，回”去我們好說話。“臨走送禮品，一人一袋子棒子麵。我說：“誰要誰舉手，不舉手不給，不然我有行賄的嫌疑。”結果全都舉了。幹部的困難和風險，就是群眾的幸福和平安。公安局和檢察院曾查了我七個月，最後沒有查出什麼問題，說“你經得起考驗”。我心想，哪有公安局、檢察院老考驗人的？這就是禹作敏！我們很難用衡量中國一般農民的套數來衡量他，而他又確確實實是一個標準的中國農民。他有著超人的氣度和膽魄，有著無法納其入流的“經濟觀”和“政治觀”，更有著別人無法比擬的“怪異”的智慧和思辯。在大邱莊那片“領地”上，禹作敏不僅是一個“呼風喚雨”者，是那個大勃的“家長”，同時，他又帶領全莊人創造出了一個又一個的現代“神話”大邱莊是個“謎”！禹作敏就是這個謎的“謎底”！在中國，城市和鄉村是一個永遠也說不完的話題。有時候，當我們輕輕合上厚厚的曆史典籍，心中便一下子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