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無論世界的風雲如何變幻，誰要寫本世紀八十年代的曆史，都要為中蘇高級會晤的成功、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的“世紀握手”寫上重重的一筆，就像寫七十年代的曆史，一定要寫毛澤東和尼克鬆的握手一樣。盡管“昔人已乘黃鶴去”，尼克鬆和戈爾巴喬夫的命運幾乎相同，都是被迫辭職。戈的下台，導致了一個“紅色帝國”的一朝覆亡。千秋功罪，待後人慢慢評說。
無論中國改革如何發展，誰要寫中國改革開放的曆史都要寫到黑龍江人，義無反顧地推開粘滿鐵鏽和血跡的北大門，高瞻遠矚地提出“沿邊開放”的戰略方針，以此和沿海開放的戰略方針相呼應，構建了中國全方位開放的格局，帶動了全國內陸省區的對外開放。盡管遠東和整個俄羅斯大地的動蕩不寧，給沿邊開放增加了製約因素，可打開的大門是不能再關上了。二十一世紀―太平洋世紀的曙光在召喚著中國人。
我決計要寫這篇東西，緣起於一九八八年歲末的一個風雪迷蒙的早晨。哈爾濱鬆花江畔的斯大林公園是我上班的必經之路。昨天一夜大雪，早上還紛紛揚揚的。我看到銀裝素裹的鬆花江靜靜地躺在那裏，江畔長堤上冷清清的。忽然有幾個外國人迎麵走來了。從他們的穿戴我看出是俄國人。他們穿著皮大衣，戴著皮帽子，興奮地談笑著，指點著鬆花江，指點著江畔的一座座雕塑。
他們來得好早哇！在這冰天雪地的嚴冬，在這北國寥寂的清晨，他們來自哪裏？來幹什麼？我不得而知。但是，我們曾親密又疏遠的鄰邦終於有人來了，來到我們的身邊，來到我們的眼前。這確實是我們所期望的。我突然覺得鬆花江解凍了，江上奔湧著冰排，冰排相撞發出驚天動地的春雷般的轟響……
二十多年前，曾有人勸一位偉人，停止兩個大國、共產主義的兩個大黨之間的激烈的爭吵和對峙。可他說：一天不行，一個月也不行，一年也不行，一百年也不行，一千年也不行，一萬年也不行，九千年批評不完，就批評他一萬年。現在又一位偉人經過冷靜的思考，終於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握住了那頭上頂著胎跡的俄羅斯農民兒子的手宣布：結束過去，開辟未來。這當然也應了那位偉人的另一句名言：“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
是的，我們不能分別得太久，太久。現在，世界終於進入一個新的時代，戰爭的煙雲再也遮不住新時代的太陽，和平與發展是無人可以逆轉的潮流。兩個臨近的大國，在隔絕二十年後，終於“第二次握手”了。
鬆花江解凍了，黑龍江解凍了。
於是我寫下一個題目：解凍。一九八九年春天，我把這個題目寄給《當代》編輯部的編委劉茵同誌，多年來她一直是我的“指導老師”，一個星期後，她來信表示讚同，並寄來一封給市委宣傳部的信，讓官方為我的采訪和寫作提供方便，這之後，我飛往黑河，又去綏芬河。一九八九年五月，喧鬧的北京。《當代》副主編朱盛昌同誌帶病把我《解凍》的初稿看了三遍，然後親自為我寫了數千字的信，指導我如何把握全局，增加細節。七月，我的第二稿又寄到北京，經劉茵同誌潤色，發表在這一年第五期《當代》上。
解凍後的黑龍江以火山爆發般的激情，奔騰咆哮，一瀉千裏，直奔太平洋。一九九一年夏天，我陪中國作家采訪團的同誌們航行在黑龍江上。屆時，黑龍江的對俄開放已呈如火如茶之勢，一路上的所見所聞，讓采訪團的每一個人都激動不已。也參加了這次采訪的劉茵同誌又向我約稿，能不能再寫一篇全麵反映黑龍江對俄開放的稿子。我答應了，卻遲遲沒有動筆。我在等待一個契機。後來，朱盛昌同誌也曾來信催稿。
一九九三年，農曆二月二，是黑龍江人十分看重的“龍節”―龍抬頭的日子。我從哈爾濱出發，再次開始了沿邊采訪。去年春天，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又為黑龍江的對外開放加了一把火。國務院正式批準黑河和綏芬河為沿邊開放城市，黑龍江、烏蘇裏江的十幾個市縣相繼被批準為國家口岸。在九月的黨的“十四大”上，江澤民同誌明確提出要擴大沿邊開放。至此，由黑龍江創造的沿邊開放，已成為國家的行動，它將和沿海開放一樣，推動中國的全方位的開放。這正是我盼望已久的時機，我首先想到了一個作家的曆史責任。黑龍江省委十分重視我的這次采訪，省委書記孫維本、副書記單榮範，親自為我開了“路條”。省委宣傳部為我做了精心安排。一個多月的時間裏，我走了沿江的十三個地市縣，所到之處，受到黨政主要領導同誌和宣傳部的熱情接待。當我背著四五十斤的資料回到哈爾濱時，正是鬆花江解凍的時節。從我書房的窗子，正好可以看見開江的壯景，這更激起我寫好這篇《大江向洋去》的熱情。《當代》的同誌們以最快的速度把這篇還很粗糙的東西推出（一九九三年第四期），朱盛昌，劉茵和責任編輯郭寶臣同誌做了許多精細加工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