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說來奇怪，屈原是楚王的同姓，卻不是一個貴族。戰國是一個封建階級大大混亂的時期，在這混亂中，屈原從封建貴族階級，早被打落下來，變成一個作為宮廷弄臣的卑賤的伶官，所以，官爵盡管很高，生活盡管和王公們委帖近，他，屈原，依然和人民一樣，是在王公們腳下被踐踏著的一個。這樣，首先在身分上，屈原便是屬於廣大人民群眾的。
第二，屈原最主要的作品——《離騷》的形式，是人民的藝術形式，“一篇題材和秦始皇命博士所唱的《仙真人詩》一樣的歌舞劇”。雖則它可能是在宮廷中演出的。
至於他的次要的作品——《九歌》，是民歌，那更是明顯，而為曆來多數的評論家所公認的。
第三，在內容上；《離騷》“怨恨懷王，譏刺椒蘭”，無情的暴露了統治階層的罪行，嚴正的宣判了他們的罪狀，這對於當時那在水深火熱中敢怒而不敢言的人民，是一個安慰，也是一個興奮。用人民的形式，喊出了人民的憤怒，《離騷》的成功不僅是藝術的，而且是政治的，不，它的政治的成功，甚至超過了藝術的成功，因為人民是最富於正義感的。
但，第四，最使屈原成為人民熱愛與崇敬的對象的，是他的“行義”，不是他的“文采”。如果對於當時那在暴風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斃的楚國人民，屈原的《離騷》喚醒了他們的反抗情緒，那麼，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情緒提高到爆炸的邊沿，隻等秦國的大軍一來，就用那潰退和叛變的方式，來向他們萬惡的統治者，實行報複性的反擊。
（楚亡於農民革命，不亡於秦兵，而楚國農民的革命性的優良傳統，在此後陳勝吳廣對秦政府的那一著上，表現得尤其清楚。）曆史決定了暴風雨時代必然要來到，屈原一再的給這時代執行了“催生”的任務。屈原的言，行，無一不是與人民相配合的，雖則也許是不自覺的。有人說他的死是“匹夫匹婦自經於溝壑”，對極了，匹夫匹婦的作風，不正是人民革命的方式嗎？
以上各條件，若缺少了一件，便不能成為真正的人民詩人。盡管陶淵明歌頌過農村，農民不要他，李太白歌頌過酒肆，小市民不要他，因為他們既不屬於人民，也不是為著人民的。杜甫是真心為著人民的，然而人民聽不懂他的話。屈原雖沒寫人民的生活，訴人民的痛苦，然而實質的等於領導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報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國曆史上唯一有充分條件稱為人民詩人的人。
一九四五年六月
“一二·一”運動始未記
自從民國三十三年雙十節，昆明各界舉行紀念大會，發表國是宣言，提出積極的政治主張。這裏的學生，配合著文化界，婦女界，職業界的青年，便開始團結起來，展開熱烈的民主運動，不斷地喊出全國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各大中學師生關於民主政治無數次的講演，討論和各種文藝活動的集會，各界人士許多次對國是的宣言，以及三十三年護國，三十四年“五四”紀念的兩次大遊行，這些活動，和其他後方各大城市的沉默恰形成一個鮮明的對照。
但在這沉默中，誰知道他們對昆明，尤其昆明的學生，懷抱著多少欣羨，寄托著多少期望！
三十四年八月，日本還沒投降，全國歡欣鼓舞，以為八年來重重的苦難，從此結束。但是不出兩月，在十月三日，雲南省政府突然的改組，駐軍發生衝突，使無辜的市民飽受驚擾，而且遭遇到並不比一次敵機的空襲更少的死亡。昆明市民的喘息未定，接著全國各地便展開了大規模的內戰，人人懷著一顆沉重的心，瞪視著這民族自殺的現象。昆明，被人家欣羨和期望的昆明，怎麼辦呢？是的，暴風雨是要來的，昆明再不能等了，於是十一月廿五日晚，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國立雲南大學，私立中法大學，和雲南省立英語專科學校等四校自學自治會，在西南聯大新校舍草坪上，召開了反對內戰，呼籲和平的座談會，到會者五幹餘人。似乎反動者也不肯遲疑，在教授們的講演聲中，全場四周企圖威脅到會群眾和擾亂會場秩序的機關槍，衝鋒槍，小鋼炮一齊響了，散會之後，交通又被斷絕，數千人在深夜的寒風中躑躅著，拌擻著。昆明憤怒了。